材料一  窃谓省者古来宫禁之别名，宰相常议事其中，故后来宰相治事之地谓之省。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此何义也？当初只为伯颜丞相等带省中相衔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镇压远地，止是权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尚且因循不改，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踞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何必令外面权臣借大名分、窃大威权以恣横于东南哉。

——摘编自程矩夫《论行省》

材料二  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行省辖内宣慰司、路府州县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时至元朝中后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决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请回答：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悉、左悉、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

材料一：五尺道是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官道。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从修筑道路入手开发和治理云南，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安继续修筑这条道路，五尺道从蜀南下经僰道、来提（今云南昭通），后到滇池。这条道路尽管狭窄，却和秦始皇在全国其他地方修筑的宽达五十步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云南与蜀的重要商道。

———摘编自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等

材料二：乌蒙（地区）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土（司）（长）官禄鼎乾不法，钦饮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以前被禄鼎乾扣押）交质始出，（禄鼎乾）益无忌惮，其（交国库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征税）取于下（士民）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铜）钱，大计（银）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土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 东川虽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司）（头）目盘踞，文武（官员）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 ， 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

———《清史稿.列传299，土司1》

材料三：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