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隋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稀见卿相。”

——（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材料三：（明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明史》

材料四：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清史稿》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 《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