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生态文明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生态哲学将生态理念引向社会生活，将自在的哲学本质转换为自为的生态智慧。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理想，我称之为生态智慧。”生态智慧重建的不仅是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态和整个文明生态的平衡。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而是也包括社会内部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社会系统的破坏。生态哲学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理论准备，是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后的生态觉悟，以及作为这种觉悟的生态智慧和理念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推进。

    生态文明既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和改造，又反映人类将认识和改造自然生态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的重建、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人类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是要建立自然生态，即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的构建则是要建立社会生态，是使各种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获得和谐有序的状态，这是自然生态重建的根本保障；人类各种文明构成的协调关系的创建目的是建立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为社会生态的构建营造和谐有序的文明环境，为自然生态的重建奠定健康稳定的社会基础。

唐诗的任侠精神

    汉魏以来，游侠形象开始在诗歌里崭露头角。但是，直到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时期，对游侠的赞美才如奇峰突起，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歌唱。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成为诗坛上的一代风尚。

    所谓任侠精神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下面数端，即：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尚武轻儒的意识，以及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所有这些，曾被司马迁概称为“侠客之义”，它们在盛唐诗歌中不仅得到了全面的歌颂，而且由于它们和时代的进步，理想相结合相渗透，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健康，生动，有力。

    盛唐诗歌对“尚武”精神的赞美，闪耀着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的光芒，这和"轻儒"的意识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张扬了任侠理想，从而呈现出一种“非文人化”的面貌。而对豪荡侠气，磊落不羁的性格的推许，也是和反礼法，反权贵，反教条的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的侠义精神的开掘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和牢笼，但它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是无可置疑的。

    任侠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突出的文学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一旦和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社会思潮相结合，就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理想。商业资财的积累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地迁徙，不仅给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深入内地。但是，盛唐的诗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诗中任侠精神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一种强者的性格，它以其富于展望的清醒信念，直面现实的斗争意识，敢说敢为的豪爽意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最富有朝气的青春时期。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的美，运动的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淋漓元气的历史证明。这正是构成唐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一。

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之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吐谷浑道”“吐蕃道”“回纥道”……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胡葱、胡萝卜、大蒜、菠菜、芫荽、苜蓿，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习胡俗、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音乐就占五部。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节选自2017年3月8日人民网）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传统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兼容

    阿里巴巴金融对小微企业实行贷款，目前已有了几十万家用户借助这个平台完成了贷款。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不断蚕食，传统金融行业如果不利用大规模的电商交易数据建立信用模型，将会很快被时代所抛弃。实际上，信用模型的建立并非偶然，它受到技术、资金、设备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其中最易被忽略、但却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社会关系诚信资本的原始积累。

    成功企业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诚信资本原始积累，腾讯微信从一开始的大量用户的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渐发展，先是社交平台后来发展到支付平台，最后是理财，最终涉足金融领域，这些都和社会资本初步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社会诚信资本，才会有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聚集，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分析。针对金融服务领域，社会关系的诚信资本能够提升对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双方借贷的成功概率，有效降低违约率，降低交易成本等，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它需要被银行所重视。

    虽然小微企业的年均银行贷款金额的攀升速度比较快，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满意度仍然很低。对于信贷来讲，传统金融理念与普惠金融的内涵有着较大差距，普惠信贷重视社会性和公益性，旨在解决中小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而传统金融则注重盈利性。中小企业贷款，由于抵押担保的信用程度比较低，信息出现了极大的不对称，贷款机构的风险成本相对而言较高。此外，中小企业贷款的额度一般较小，因此，在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金融，显然并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政府为了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采取了多种奖励措施，但是仍旧不能有效弥补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而出现的风险和效率损失。

    营业点数量少、业务经理人数有限是国有银行推行普惠金融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互联网的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为普惠金融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机遇。近几年，银行作为电商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缺乏主动性，加上完全脱离了银行支付形式的支付宝等新的、操作更为便捷的支付形式的出现为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中流砥柱，急需借助互联网来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应对互联网金融下几何级增多的客户量。传统的商业银行逐渐开办网络银行办理业务，同时紧跟互联网潮流开设了各自的银行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开放与连接。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中的难点就是信息成本较高，而双赢的互接平台可以解决该问题。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在不断壮大，其所拥有的大数据优势，使得供应链金融可以得到高效发展。供应链金融脱离了仅仅针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过深化和核心企业的合作，结合贸易背景实行真实的审查，在中小企业交易中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资产基础上，提供配套金融业务。在电子商务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基础上可以极大解决融资流程中原始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和担保困难等问题。

（选自《互联网金融之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现在与未来》，有删改）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