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宿？

张云飞

    “我要在对面山坡上盖一栋房子。”老公站在老家河边神采飞扬地说。

    菊儿家最亲的一个叔叔也在旁边附和：“嗯，老家空气好，我也有这个打算。”

    菊儿急得语无伦次：“我反对！看病不方便……没有网络……”

    ……

    突然从梦中惊醒。菊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菊儿和老公一直为将来的归宿争执不休。

    老公想回老家。

    最初，老公想在老家盖房。老公说：“你没看电视吗？一会儿说这个有害，一会儿说那个不能吃。我们自己种粮食和蔬菜，既能吃到绿色食品，又锻炼了身体，多好！”“你吃不吃得消哦？会不会干哦？”菊儿不无讥讽地说。老公很多年没有干农活了，有一次回老家帮忙挑谷子，不到一百斤，一段上坡路差点没有挑上来。老公不以为然地说：“慢慢来嘛！时间长了就好了！”

    当老家的土地被征用，老公不甘心地在老家小镇上买了一套房子。老公说：“到时候我就回老家小镇开一个茶馆。茶馆里都是熟悉的乡邻，可以随意地谈天说笑。不像城里，关门闭户，门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老家小镇隔天赶场，而且赶半天。你想喝西北风吗？”菊儿揶揄道。老公沉默半响，不服气地说：“我也可以做小菜生意！小镇上那么多人都过得下去，我就不相信自己过不下去！”

    菊儿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菊儿畅想着有一天能够像城里老太太一样，打打太极拳、跳跳坝坝舞、隔一段时间就出去旅游拍照……

    是的，老家一望无际的绿包裹城市的雾霾，异样的目光，漆黑的、疼痛的夜，潸然而下的泪滴……蜷缩这一望无际的绿，蜷缩母亲温柔的呢喃、父亲褶皱的笑，菊儿也真的很想就这样一辈子不离开，有那么一瞬间。

    小时候和同村的翠儿，大热天穿着长腿袜，坐在老家堂屋门口的板凳上写作业的情景，菊儿还记忆犹新。多年之后，这些可恶的麦蚊依然阴魂不散。很多时候，菊儿不敢穿心爱的裙子回老家。

    最重要的是老家太穷。

    菊儿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曾经在老家呆了两年。什么事情都卖谷子，一百斤谷子只有三十元，两千多斤谷子又禁得起几次卖？何况自己还要吃。婆婆拣别人的边边角角种了一些蔬菜。一次，菊儿馋得慌，摘了一点四季豆吃，婆婆就唠叨，说要拿到镇上换钱的！还记得一天婆婆背了一大背篼，有豇豆、茄子……结果只卖了两元钱，还差点被汽车撞了。

    后来，听人说种莴笋来钱，老公就种莴笋。起早贪黑，收获了，青幽幽的一大片，很是惹人爱。菊儿大着肚子也帮忙，老公一大早骑一辆破烂的三轮车到县城的批发市场卖，一斤才两毛钱。有一天早上天太黑，老公把车骑到了屋后的水田里，好在水不深，菊儿帮忙，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来。看老公一身湿漉漉的歪歪倒倒地继续上路，菊儿哭了。

    老公没好气地说：“看有一天你老了，谁还要你？你凭什么在城里生活？”“不是买了保险吗？以后我也可以像城里人领养老金。”菊儿满不在乎地说。“你就做梦吧！你不过是个外聘员工，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开除了！生活都没有保障，你拿什么买养老保险？”老公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不争的现实。菊儿有些恼羞成怒地说：“就算是这样吧！我也可以去扫地，捡垃圾……反正，我是不回老家的！”菊儿的眼里却滚出一串迷茫的泪……

    “又失眠了？”老公心疼地把菊儿揽在怀里，笑道：“睡吧，不要想那么多，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说不定，我们再努把力就可以在城里买套房子，把家安在城里。嘿嘿，大不了以后我陪你捡垃圾！”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菊儿歉意地说。

    菊儿喃喃道：“其实想想，有你和孩子在身边，去哪里都好！不是说有爱就有家吗？而家，不就是我们的归宿吗？”

    月光透过半开的窗帘照到床上，菊儿枕着老公的胳膊进入梦乡……

阳光路十七号

王虹莲

    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山村的男人几乎全出去谋活路，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来寄来的信和钱。

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来钱，或多或少。她似孩子一样，跑到储蓄所存起来，舍不得花掉一分钱。他们文化都不高，写封家书还是够用的。他的字丑陋，可是她喜欢，那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惦念。她也回信，羞涩地表达着惦记。正是新婚，她的每一瓣心花里，全是那个黑黑瘦瘦的男子。

    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阳光路，多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条路一定是铺满了金灿灿的阳光。何况，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绿阴蔽日，碎石铺就，这里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露台的那种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觉得不苦。

于是她的想像就更加完美，问，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有水仙花吗？那围墙上青藤爬满了吗？这种幻想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感。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她喜欢听他描述外面的世界，那些红白相间的房子，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那悠扬的钢琴声；他还说起过麦当劳，说，什么时候你来，我带你去吃。

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去吧。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公司组织的。好像公司是个很气派的词，好像海南是国外一样。

    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了，她跟他说，明年你回来，我们一起盖个新房子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几只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

    他离开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了疯了。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她一下子就晕了，如果不是警察帮助，她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她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警察。警察说，很远的地方，在郊区呢，离城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她呆住，以为听错了，他明明说是在市中心啊。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的简易棚子就是！

    她终于看到一块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一块简陋的木牌子，上面有水泥和白灰。她也看到了那些简陋的房子，真是红白相间，红的砖，上面画着白线。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露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儿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时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留。

    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她哭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

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了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总吃。她含着眼泪吃完那个叫汉堡的东西，然后说，不好吃，不如红薯粥好喝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一直说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眼泪。最后，她握住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才叫阳光路。

她一直没有说，她去过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她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街头三女人

木心

    是这样。都市街景情趣盎然？是这样。我常注意这些人的脸，与我所思相符，都是良善的——又是觉得这些都是耶稣同情而上帝却不理睬的人。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上帝说穷人要进天国，比两匹骆驼并排穿针孔还难。上帝是在富人这一边的，否则富人怎能富起来？

    一个青春已去的女人，常在较宽阔的人行道上伏地作粉笔画，地面本有着等边六角形的凹纹，她利用这些蜂房格，画出人脸、花朵，伴以多种图案。几次后我才看清楚她是一个瘦小、灰黯、弓背蓬头的女人——我想起福楼拜的话：“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不禁暗笑，又觉自己太刻薄，便掏出几个硬币放在地上，不期然看见了她的脸，满脸的汗，苍黄、疲惫。她真脏，没有心情洗脸（洗脸也要有好心情）。既然目光相接，我该说句话：“你画得很美丽。”“我可以画得更好。”她说。“我相信。”我想走了。“为什么别人不和我说话？”她撩起额上的乱发。“因为画就是画家的话。”“不不，话多着呢！你愿意听吗？”“对不起，我有事。”我看手表，想脱身，像当年的欧根·奥涅金。

    早晨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女人的嗓音在背后响起：“日本先生，日本先生。”我不是日本人，不必回头。女人轻触我的手肘，她是黑种人，有点胖，二十来岁。

    “请原谅，你是日本人吗？”

    我不及否认，她快速地说了一大连串，满脸憨厚而愁苦的表情。旁边出现了一个白种青年，善意地代她说明：她要回布鲁克林，没钱坐地铁，请求帮助。我给了她票钱，白种青年似乎很高兴代言的成功，轻快地走了。黑女郎谢了又谢，转过身去，她还牵着一条大狗。往布鲁克林？下城方向的地铁站该朝前走，她不认路吗？——她牵着大狗走向报摊，买了一包烟，点火抽起来。

    我回身快步走，怕她发现。我不是那种窥人隐私的人。

    大都会博物馆的高高宽宽的台阶上，总是坐满五彩缤纷的男女，下面人行道上有小丑或魔术师或踢踏舞男的表演。鼓掌，喝彩，谢幕，当然还有以硬币纸币代替鲜花奉献给表演艺术家的那么一回事。

    行过喷泉，便是幽静的林荫道，绿叶如云，卖水晶项链的货车，新旧画册的书摊，出售小幅画的艺术家——所有这些，都很少有人买。

    我放慢脚步，发现一些小小的水彩画，趣味近似保罗·克利，抬头看那倚树兀立的摊主，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士，长发垂肩，肩上披块灰色的大方巾，待久了自然感到冷，她把大巾裹紧身躯，两臂在胸前打了个结。

    “保罗·克利！”

    “不，我，是我画的。”

    “我知道，你的画使我想起克利。”我以为说得很委婉，又加一句，“你画得真好。”

    “谢谢你！”她的脸解冻似的呈现活气和笑容。

    接下来该我选购画了，可是我本来不存心要买，为了这两句对话就要买么……朋友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了，她是我同学，今天忽发奇想，穿得华丽妖艳，活泼泼地拉了我就走，忘了向那女画家说声再见。

    回家路上想起一件事——刚才那路边设摊的女画家，也许以为我是正要买她的作品，被一个不比她美丽而比她华丽的女人打消了。我那同学偶然的盛装，本也不足道，偏偏与那女画家的寒素形成了对比，倒像我们是幸福者，她是不幸者，我感到歉疚，又感到冤屈——女画家、同学、我，是在同一个世界中，不是在两个世界中。买不买画，不要紧，而我一定使她薄明的心先是比平时亮了一度，接着又比平时暗了一度。何苦呢？

    第一个女人有点傻。第二个女人有点坏。第三个女人有点可怜。

    我是个有点点傻有点点坏有点点可怜的男人。

（有删改）

【注】①按照《约翰福音》的说法，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创世神，耶稣是救世主。②欧根·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追求进步却又为贵族思想束缚，犹豫彷徨的人物形象。③保罗·克利（1879—1940）瑞士人，最富诗意的造型大师和现代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