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浆

毕淑敏

    那年，我放假回家，搭了一辆运送旧轮胎的货车，颠簸了一天，夜幕降临才进入戈壁。正是春天，道路翻浆①。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找死吗?!”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是个青年，穿着一件黄色旧大衣，拎着一个系着鬃绳的袋子。

    “我要搭车，我得回家。”

    “不带!哪有你的地方!”司机愤愤地说。

    “我蹲大厢板就行。”

    “不带!”司机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人抱住车灯说：“我母亲病了……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我母亲想吃……”

    “让他上车吧!”我有些同情地说。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厢上爬，“谢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我找到司机身后小窗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里窥探。

朦胧的月色中，那个青年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里。每一次颠簸，他都像被遗弃的篮球，被橡胶轮胎击打得嘭嘭作响。

    “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司机说。

    这一次，我看到青年敏捷地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礼物。“哎呀，他偷我东西呢!”

司机狠踩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我顺着小洞看去，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司机说：“车速这么快，他不敢动了。”

    路面变得更加难走，车速减慢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地盯着那个小洞。青年也觉察到了车速的变化，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

我痛苦地几乎大叫。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再看青年，他扑到在地，像一团被人践踏的草，虚弱但任不失张牙舞爪的姿势，贪婪地守护着我的提包——他的猎物。

    司机继续做着“高难”动作。我又去看那青年，他像夏日里一条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

道路毫无先兆地平滑起来，翻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司机说：“扶好你的脑袋。”就在他的右腿狠狠地踩下去之前，我双腿紧紧抵地，双腕死撑面前的铁板……

    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个青年，在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面前，可能要被卸成零件。“看他还有没有劲偷别人的东西! ”司机踌躇满志地说。

我心里安宁了许多。只见那个青年艰难地在轮胎缝里爬，不时还用手抹一下脸，把一种我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弹开……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这时，他扎在口袋上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提包里的东西搬进去呢……

    “他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显出隐隐的笑意。

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村最近的公路，他家那儿是根本不通车的，至少还要往沙漠腹地走10公里……

那个青年挽着他的口袋，像个木偶似的往下爬，跪坐在地上。不过才个把时辰的车程，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土黄之外，还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学学啦……学学……”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了“学”。

他说：“学学你们把车开得这样快，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学学……”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你停下!”

    “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我很严正地对他说。

    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青年迷惑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不堪重负的样子。我敏捷地爬上大厢板。我看到了我的提包。我摸索着它，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突然触到鬃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袋子上那截失踪的鬃绳。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大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有删改)

超重的爱  

            肖复兴

那天到机场送人，飞往法兰克福、伦敦、罗马和巴黎的航班，密集得像雨点似的挤在一起。大概正赶上暑假结束，大学开学在即，到处可以看到推着装有大行李箱推车的学生们，送行的父母特别多。候机厅里，家庭的气息一下子很浓，像是客厅，相似的面孔不停地在眼前晃动。

不时有孩子进到里面去办理登机手续，家长只能够站在候机厅里等，“儿行千里母担忧”，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把望眼欲穿的心情赋予人头攒动的前方。不时便又看见有孩子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给家长一个渴望中的喜悦。不过，我发现，匆匆出来的孩子大多并不是为了和送行的父母再一次告别，也很少见到有依依不舍的场面，那样的场面，似乎只留给了情人之间的拥抱和牵手。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凉鞋露出的脚趾涂着鲜艳的颜色，这样风韵犹存的女人，在我们的电视剧里一般还要在男人怀里撒娇呢。现在，她像是只温顺的猫，眼神有些茫然。不一会儿，我看见一个大小伙子推着行李车，气冲冲地向她走来，没好气地对她嚷嚷道：“都是你，让我带，带！都超重啦！”只听见她问：“超了多少？”语气小心，好像过错都在自己的小媳妇。“10公斤！”只有儿子对母亲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听口音，是南方人。

于是，我看见母亲开始弯腰蹲了下来，把捆箱子的行李带解开，打开箱子。那是一大一小赭黄色的两个名牌箱。儿子也蹲下来，和母亲一起翻箱子里面的东西，首先翻出的是两袋洗衣粉，儿子气哼哼地嘟囔着：“这也带！”然后又翻出一袋糖，儿子又气哼哼地嘟囔一句：“这也带！”接着把好几铁盒的茶叶都翻了出来：“什么都带！”母亲什么话都没说，看儿子天女散花般把好多东西都翻了出来，面前像是摆起了地摊。最后，儿子把许多衣服和一个枕头也扔了出来，紧接着下手往箱底伸，只听见母亲叫了声：“被子呀，你也不带了！”

我有些看不过去，走了两步，冲那个一直气哼哼嘴撅得能挂个瓶子的儿子说：“10公斤差不多了，你东西都不带，到了那儿怎么办？”儿子不再扔东西了，母亲站了起来，一脸忧郁 ， 本来化得很好的妆，因出汗而坍塌显出些许的斑纹。“先去试试再说。”我接着对那个儿子说，他开始收拾箱子，母亲则把茶叶都从铁盒里掏出来，又塞进箱里。儿子推着行李车走了，我问那位母亲，孩子去哪里，她告诉我去英国读书。她脚下的那些东西都散落着，稀泥似的摊了一地。

这时，我身旁另一侧，又有一个女孩推着车走到她的父母身边，表情几乎和那个男孩一样气哼哼的，把车使劲推到她父亲的脚前，说了句：“严重超重！”父亲和刚才这位母亲一样，立刻蹲下身子，替女儿打开行李箱。我一看，箱子里几乎全是吃的东西，而且全是麻辣食品，不用说，来自四川。左翻翻，右翻翻，父亲权衡着取出什么好。女儿站在那里，用手扇着风，抹着脸上的汗，说着：“这都是我想带的呀！”这让父亲为难了，倒是母亲在旁边发话了：“把那些腊肠都拿出来吧，那玩意占分量。”父亲拿出了好几袋腊肠，又拿出好几管牙膏、一大罐营养品和几件棉衣。再盖箱子的时候，鼓囊囊的箱子瘪下去一大块。女儿风摆柳枝般推着车走了，我悄悄地问这位母亲这是去哪儿，她说是去法国读书。

独生子女的一代，理所当然地觉得可以把一切不满和埋怨都发泄给父母。“养儿方知父母恩”，他们还没到明白父母心的年龄。他们可以埋怨父母的娇惯和期待超重，却永远不该埋怨父母对自己的情感超重。

2010年4月6日《北方人》）

    文学对于人生普遍地存在着一个平行补偿的现象。人生是有限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族群，人生拥有的时间、空间以及经历、体验都是有限的，并且这种有限性还作为一种虽不十分清晰但大致都能了然的普遍意识几乎伴随着人生的整个过程。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人们的精神追求总是想突破这种有限性，对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过往云烟，对自己尚未抵达的未来人生，甚至是对许多不可能的生命形态和人生形式，都充满着去重现、去幻想的欲望，以此延展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延展必须带有虚拟性体验和感受的质感，而非抽象的观念和推证的逻辑所能满足。于是，需要文学艺术责无旁贷地发挥人生功能。这也是无论人类的科学技术、传播手段如何发达，文学艺术总不会退出人生舞台的重要原因。

    从时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却顾所来径”，对于人类过往的故事、斑斑陈迹的历史会投入较大的关注，相对而言，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在力度上和数量上都显得薄弱得多。科学幻想文学和社会幻想文学，尽管是文学门类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文学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沧海一粟。而历史文学几乎是与人类文学共生共存。这一文学现象充分显示了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深深眷念情绪，也反映着人类文明意识中的一种补偿心理。

    从空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海阔天空，对现实的人类所能看得见却无法抵达的天空或太空，对现实的人类所幻想但无法感受的地府与泽国，会保持持久而浓厚的兴趣，相对而言，对同样也是现实的异域风情和民国情调想象的热忱就差一些。在以幻想为基本构思法的文学作品中，文学家的思维似乎更喜欢上天入地，幻想性作品的作者一般都愿意将想象的热忱投入未知的海底与地底或是天空和太空。作者的想象超出了我们的世界，在一个个完全未知的和无法验证的世界里作精神的翱翔。作者不是在现实空间上刻划故事，而是要在虚拟的幻想空间展示自己的想象，以补偿现实空间对于人的感觉的限制。这无疑是人生经验的一种伸延，是对人生经验甚至想象力有限性的一种补偿。

    人生的精神延展还包括情感方面。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育生了许多方面的情感需要，而人类个体的情感体验总是无法完全覆盖这些情感需要，于是通过文学艺术的补偿功能延伸这些情感体验，填补各种情感空白，这也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于各个时期的人们都有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情感需求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对诸如爱情、亲情等积极、美好的情感充满着体验和感受的愿望，而且体现在对于一些诸如悲哀、痛苦、孤独和绝望的情绪，又不能让这些情境危及已身安全，便只能接受非直接的方式和虚拟的途径。文学艺术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欣赏的文本，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间接体验和虚拟性感受的理想情境。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之于人生的情感延展和补偿的功能。

（摘编自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

    瑞宣听到房上有响动。他直觉的想到了那该是怎回事。他穿上了衣服。而后，极快的他推醒了韵梅：“房上有人！别大惊小怪！假若我教他们拿去，别着急，去找富善先生！”

    屋门上轻轻的敲了两下。瑞宣问：“谁？”

    “你是祁瑞宣？”门外轻轻的问。“谁？”

    “是！”瑞宣的手颤着，提上了鞋；而后，扯开屋门的闩。

    几条黑影围住了他，几个枪口都贴在他身上。一个手电筒忽然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闭了一会儿眼。枪口戳了戳他的肋骨，紧跟着一声：“别出声，走！”

    瑞宣横了心，一声没出，慢慢往外走。

    韵梅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便慌忙的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

    两支枪阻住她的去路：“干什么？不准出去！”

    她往后退了退。她的嘴干不过手枪。退了两步，她忽然的转过身来，小跑着奔了南屋去。她本想不惊动婆母，可是没了别的办法；她既出不去街门，就必须和婆母要个主意了。

    正在这个时候，祁老人起来了，拿着扫帚去打扫街门口。

    老人一拐过影壁就看到了那两个人，

    “那个叫瑞宣的是你的儿子还是孙子？”

    “长孙！”老人有点得意的说。

    “他已经教日本人抓了走！我们俩奉命令在这儿把守，不准你们出去！听明白了没有？”

    “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样呢？开枪！我决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孙子，凭什么？”在老人的心里，他的确要央求那两个人，可是他的怒气已经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挥。他的话随便的，无伦次的，跑出来。话这样说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来：“拿去我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唬我，我见过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你枪毙了我！来！”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天佑太太首先来到。韵梅，也跑了过来。两个妇人连扯带央告地把老人拉回屋中。

    太阳出来了，天上有点薄云，而遮不住太阳的光。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看到那片片的明霞，她们觉得似乎像是在做梦。

    天佑太太想起来一个好主意。她开足了速度往南屋走。在她的陪嫁箱子里，有五六十块现大洋，都是“人头”的。她只拿出二十块来。二十块，每人十块，就够收买他们的了。

    立了许久，她打不定主意。为救儿子，她需冒险；可是白白冒了险，而再招出更多的麻烦，就不上算。正在左右为难，她听到很响的一声铃——老二瑞丰来了！天佑太太很快的向前走了两步。她必须教二儿子施展他的本领。韵梅也听到了铃声，急忙跑过来。

    瑞丰他特别得意，因为他是以教育局科长的资格，去见日本天皇派来的两个特使。

    接见的时间是在早九点。瑞丰后半夜就没能睡好，五点多便起了床。他仔细地梳头洗脸，而后穿上中山装。天还早，他要到家中显露自己的中山装，同时也教一家老小知道他是去见特使——这就等于皇上召见了啊，诸位！

    家门开了。

    “进来！”矮子命令着。

    瑞丰没敢动。

    瑞丰近来交结了不少特务，认识高个子。“哟，怎么回事？老孟！”

    “抓人！”老孟板着脸说。

    “抓谁？”瑞丰的脸白了一些。

    “大概是你的哥哥吧！”

    瑞丰往外退了一步，舐了舐嘴唇，勉强的笑着说：“呕！我们哥儿俩分居另过，谁也不管谁的事！我是来看看老祖父！”

    “进去！”矮子向院子里指。

    瑞丰转了转眼珠。“我想，我不进去了吧！”

    矮子抓住瑞丰的腕子：“进来的都不准再出去，有命令！”是的，老孟与矮子的责任便是把守着大门，进来一个捉一个。

    老太太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那两个人，而后咽了一口唾沫。慢慢的，她掏出包着二十块现洋的手帕来。轻轻的，她打开手帕，露出白花花的现洋。六只眼都像看变戏法似的瞪住了那雪白发亮的，久已没看见过的银块子。矮子老郭的下巴垂了下来；他厉害，所以见了钱也特别的贪婪。“拿去吧，放了他！”老太太一手拿着十块钱，放在他们的脚旁。她不屑于把钱交在他们手里。

    矮子放开瑞丰，极快的拾起钱来。老孟吸了口气，向老太太笑了一下，也去拣钱。矮子挑选了一块，对它吹了口气，然后放在耳边听了听。他也笑了一下：“多年不见了，好东西！”瑞丰张了张嘴，极快的跑了出去。

    老太太拿着空手帕，往回走。拐过了影壁，她和儿媳打了对脸。韵梅的眼中含着泪，泪可是没能掩盖住怒火。到祁家这么多年了，她没和婆母闹过气。今天，她不能再忍。她的伶俐的嘴已不会说话，而只怒视着老太太。

    老太太扶住了墙，低声的说：“老二不是东西，可也是我的儿子！”

    瑞丰跑出来，想赶紧上车逃走。小崔的车，和往日一样，还是放在西边的那棵槐树下。坐上车，小崔问：“先生，刚才你怎么到了家，可不进去？”

    “瑞宣教他们抓下去了！”

    “那么，咱们是上南海，还是……不是得想法赶紧救他吗？”

    “救他？连我还差点吃了挂误官司！”瑞丰理直气壮的说。

    小崔的脸本来就发红，变成了深紫的。又走了几步，他放下了车。极不客气的，他说：“下来！”

    瑞丰当然不肯下车。“怎回事？”

    “下来！”小崔非常的强硬。“我不伺候你这样的人！那是你的亲哥哥，喝，好，你就大撒巴掌不管？你还是人不是？”

（节选自老舍《四世同堂》）

最后一个目标

周国华

    电话响起，霍克医生拿起话筒接听，目光钉子般钉在桌上的笔记本上。

    挂了电话后，医生左手握了握拳，右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了“293”三个数字，眯起眼看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全了，刚好，感谢上帝。

    手术室内，护士们忙碌地准备着。医生消了毒，把大家叫到一起，鞠了个躬：今天的手术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了。众人愣了愣后，齐声道：一定。

    十多分钟后，遇车祸的年轻人被送了进来。大家看了看，都低下了头。——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很明显，病人已经死亡！

    有人想为年轻人盖上白布，霍克医生摆摆手，手持两块电极板，为他做电击除颤，几次下来，毫无起色。助手劝道：没用了。霍克医生一瞪眼：谁说的？！

    助手一惊。印象中，医生话不多，尽管刻板了点，但从不冲人发火。

    医生放下工具，用双手为病人胸外按压。十几分钟过去，医生额头的汗水被擦拭了好几次，可年轻人依然没有血压。

    看着老人手术帽外露出的白发，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医生在小镇的这家医院工作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曾经有大医院想高薪聘他，他没去，说等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后再说。至于是什么心愿，他从未对人提起过。

    助手抢过医生手里的活，大家轮流为年轻人除颤按压。半个多小时后，医生无奈地摆摆手：都尽力了，谢谢。

    医生解下口罩，眼眸中满是无奈和哀伤。

    上帝啊，医生明天就要退休，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残酷？众人默默叹息。

    医生走出手术室，步履沉重而迟缓。回到办公室，他取出笔记本，沉思良久，找来红笔将刚才写的那三个数字圈住，随后缓缓写下几个字。

    窗外，一只苍鹰无精打采地飞向不远处的丛林，头也不回。

    那片丛林，医生再熟悉不过。那儿，埋葬着小镇的英雄弗兰克上校。

    战争刚开始时，弗兰克的未婚妻死于入侵者的炮弹下。弗兰克医生放下手术刀，扛起了钢枪。历经数百场大小战役后，他成了令敌军胆寒的将领。侵略者一宣布投降，上校就捧着鲜花去告慰心上人，却被敌军卑鄙的狙击手夺走了生命。

    弗兰克情侣安葬在小溪边，溪水清澈，长流不息。医生很喜欢去那边散散步，拔拔坟头的杂草，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退休后的第三年，医生躺在养老院里，再也无法下地。得知消息后，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赶来探望他，并劝他用药。医生淡淡地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没必要浪费，这是上帝的安排。

    医生的固执惊动了镇长。镇长亲自上门了解情况。在战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主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几十年来，医治病人就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可当小镇想回报他时，他却拒绝了。人们突然间想起，甚至于他来自何方，也没一个人知道。医生对镇长说了很多，语调平静。走时，镇长心事重重。

    没过几天，医生去世了。

    医生的墓地选在一片树林里，和弗兰克情侣相距三百余米。在他标记的地方，人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狙击枪。镇长派人把枪送到弗兰克上校纪念馆里。

    医生的胸前放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本笔记本。旧报纸上，详细记述了弗兰克上校的牺牲经过。笔记本上，则记录着一长串数字和名字，那些都是医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重病患者，总共有292个。而第293个，竟赫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哈斯勒！当年打冷枪的，正是敌军王牌狙击手、号称“丛林之鹰”的哈斯勒！战争中，有293人死在他枪下，其中大多数是指挥官、反坦克手和机枪手。

    这“幽灵”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他的照片，战后不知所踪。

    墓碑上，刻着“霍克医生之墓”几个大字，这是全镇人的意见。唯有这一点，他们没有遵从医生的遗愿。

（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