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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清远市2018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教学质量检测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君子”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常与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修养、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而事实上,“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其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

    《说文》释“君”为“尊”,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子”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因此,“君子”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甲骨文中未见关于“君子”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尚书》中首次提到“君子”,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处,皆用来指称奴隶主。“君子”的使用频率在《诗经》里明显增多,共183例,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

    然而,因为“君子”往往指身居高位者,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例如《尚书·无逸》要求君子“无逸”,不能贪图安逸。《诗经·淇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当然,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不固定的,所以《诗经》中也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当然,仍有部分“君子”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道德经》26章“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31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两处提到“君子”,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庄子》中有36处对“君子”的论述,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句。墨家典籍《墨子》中“君子”共出现115处,仅四分之一的“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内涵。儒家代表作《论语》中,仅10余处含有“君子”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

    如前所述,尽管“君子”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学说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其构建的“君子”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相较于《论语》,《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点”的要求,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君子”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也“非吾所谓臧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在宥》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君子”的设想:“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行事合乎天理,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

    整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尽管不同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讨论与阐释,“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

(选自2017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根据《说文》的观点,“君子”一词的本义是指地位尊贵的男子。 B、西周时期,“君子”指的皆是身居高位者,所以又常与一定的道德要求相联系。 C、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 D、儒家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以《诗经》《尚书》《说文》以及诸子学说为佐证论述了“君子”一词从指称身份地位到具备道德内涵的过程。 B、“君子”一词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之间的联系经历了由松散、不固定到逐步变得紧密的过程。 C、《尚书》中有对君子“无逸”的要求,《诗经》中也曾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可见,“君子”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 D、按照庄子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即使是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的人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君子”一词并非一出现就具备多重道德内涵,因此《诗经》中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也就不足为奇了。 B、“君子”一词从最初指称身份地位到最终确立起了一定的道德内涵,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地位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C、春秋战国时期,“君子”的身份地位内涵并未完全消解,《道德经》《庄子》《墨子》《论语》中部分“君子”的使用仍沿袭了先前的用法即是例证。 D、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这并未妨碍“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近年来,《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回不去的故乡》等“乡愁”类文章不断出现,其视角也不尽相同。“去农进城”正成为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农二代”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扩容中日新月异,“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过程中原有居民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失落与无奈相互交织。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往往对乡村进行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三农问题”有所触碰,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的解决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好 , 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而当代乡村建设,更应引导人们“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认识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

阅读材料,完成后面小题。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里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读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冕之王——孔子

    孔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子主张对“周礼”应有所“损益”,才能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政局不稳的鲁国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便率弟子赴齐国,向齐景公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很高兴,准备重用孔子,却遭到晏婴的反对。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他提出的“仁”内涵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制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视、听、言、动都符合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首都市长),又晋升为管理工程建设的司空,后又升为管司法工作的司寇。不久,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会上,他当场揭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阴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侵占鲁国的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的奇迹。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仅“闻国政三月”,就使鲁国风俗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态度渐渐消极,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离开。

    孔子离开后,到各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被采纳。公元前484年,已68岁的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重新从事教育工作。此时,他的教育目标由过去培养弟子参加政治活动,转变为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孔子认为,人虽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但应重视“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肯定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注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其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但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才能“温故而知新”;强调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多闻”“多见”,对有疑问的地方,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晚年的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整理编订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将鲁国史料加以删订,整理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些典籍包含了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等丰富的内容。在保存史料的同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

    孔子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体系,影响遍及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秦汉吏治之反腐

    ①秦朝时期,朝廷对官吏的约束是极其严格的,《为吏之道》以及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官吏贪污问题。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②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使。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③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④汉代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⑤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故知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⑥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来“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绝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得详细一点,孔子也许会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 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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