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麻脸铁匠

彬彬

    城东头的一片竹林里，有个茅棚，里面立着一个铁匠炉。麻脸铁匠五短身村，结实得像个石子。因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加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大家反忘了他的名姓，就只叫他麻脸铁匠。

    麻脸从哪里来的，人们都不如道，只知道他最擅长的活计是打钉，准确地说是打棺材钉。他打的棺材钉形如耙齿，长而锋利，带着倒口刺，钉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每颗棺材钉，他都能錾上一个寿字。

    铁匠无妻无子，家里挂满了打好的棺材钉，看着有些恐怖。他脾气也怪，自从1937年以后，他从不给别人打犁、锄、菜刀这些寻常铁器，因此村里除了老了人口去他那买几颗棺材钉，平时大家很少去他那里，他也乐得自在。

    山村的黄昏格外热闹，除了麻脸铁匠，夕阳下大家都爱聚在乌桕树下乘凉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鸭子李最先打开话匣子：“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和那麻脸做邻居，天天晚上敲打个不停，能有多少人死、哪里要那么多棺村钉？”鸭子李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列举麻脸铁匠最近的诡异之处。

    人群里，只有诸葛半没说话。他是牛贩子，常去城里，见多识广。见他不讲话，大家都觉得心痒痒。想鼓捣他说说，诸葛半微微一笑：“你们不知道麻脸的精明，小日本都打到府城了，说不定哈时候到咱这儿，到时候怕是这些棺材钉都不够用的……”他这么一说，村里人既觉得茅塞顿开，又觉得悚然，对麻脸铁匠这种发国难财的人又气又恨。但大家也没证据，只能作罢。

    “麻险，帮我打个镰刀吧，等着用。”王大旺急得屁股冒烟，硬着头皮央求。铁匠正往墙上挂棺材钉，说：“不打，没铁”王大旺顿时火冒三丈：“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个铁匠，不打点儿大刀片、矛子头，天天打棺材钉，留给你自己用怎的？”麻脸只自顾自地干活，并不理会。王大旺越说越气，扭头就走了。

    1942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村子里突然鸡飞狗跳，保长挨家挨户地叫人起来，到乌柏树下集合。大家看到，一队穿着呢子大衣的鬼子也在树下，他们还押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是王大旺。

    “太君是为保护大家来的，他却带人去谋害皇军，还死不改悔……”翻译官大声吼着。砰砰两枪，乌桕树也震颤两下，落下许多血红的叶子……

    王大旺的棺材停在祠堂里。他儿子说，他离家前曾留下遗言，不打走鬼子，不下葬，不许用麻脸的棺材钉……

    这以后，村子里的人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麻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了，所以他们打算先对付麻脸铁匠。为了这，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半，在他的精心谋划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被堵上，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和屋后的果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毁坏。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麻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

    铁匠一走，村子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没了麻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都有些无所事事，连聊天也没那么精彩了。

    半月后一个冬夜，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是诸葛半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半家中，只见诸葛半直挺挺躺在床上，双眼像铃铛一样瞪着，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钉上赫然錾着“寿”字。

    诸葛半老婆说：“今年早上他去城里贩牛，回来就这样了。”

    “肯定是麻脸，他躲在村子周围害咱们。”鸭子李急吼吼地说。

    一层恐怖的阴影弥漫开来，仿佛麻脸就在窗外窥伺一样，好一会儿，诸葛半缓过气来。

    “今天我贩牛回来，路过十丈坡，看见铁道铆钉被拔了，鬼子的一辆运兵车翻了，死了不少鬼子。那坡下面插满了棺村钉……”说着，诸葛半老泪纵横起来。

    这以后，村里人四处找过麻脸，可再也没找到。有人说他参了军，也有人说他为了不连累村子，远走他乡了，但到底没了音信。后来，大家将铁匠铺周围的竹子又种起来，小溪也重新疏通了，铺子前后的果园、农田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胜利之后，诸葛半拿出捡回来的那两颗带血的棺材钉，钉在了王大旺的棺材上，全村老少尽着丧服，将王大旺葬在了铁匠铺后面的竹园里。那里，有麻脸铁匠的衣冠冢。

（选自《小说月刊》2016年第5期）

忆白石老人

艾青

    1949 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蜒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壮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萌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子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以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白石山翁并题”。印章“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 70 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 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感到有些愧色。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

南方

豪·路·博尔赫斯

    ①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瓦街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他的祖父是福音会的牧师，他的外祖父是被长矛刺死的作战步兵，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达尔曼选择了浪漫主义死亡的家世。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处产业原是外祖父家族的，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房子。也许是琐碎的事务，也许是懒散，将他一直羁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这个庄园，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

    ②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威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便匆匆走上楼梯，却不想谁油漆了窗子，忘了关上，害他划破了头。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恶梦中频频出现。大夫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拍X光片，他坚强地忍受了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败血症几乎让他送命时，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失声哭了。过了不久，他开始好转，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

    ③达尔曼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列车启动后，他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

    ④列车吃力地停住了，没有停在惯常的车站，而是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周围几乎是一片荒野，站长告诉他远处的一家铺子里也许能找到一辆车。

    ⑤达尔曼步行前去杂货铺，太阳的余辉把深切阒静的平原映照得更辉煌。店主说可以送他，为了消磨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这里吃晚饭。一张桌子旁有几个雇工又吃又喝，闹闹嚷嚷；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下，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心想像这样的高乔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了。

    ⑥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是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显然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

    ⑦“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⑧达尔曼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

    ⑨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满口脏话，掏出长匕首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⑩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然而，这件武器在他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作用，反而给人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⑪“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⑫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⑬《一千零一夜》孤独地平摊在酒桌上，庄园在稍前面一站远等他归去。达尔曼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出了门，向草原走去。

（王永年译，有删改）

文游台

汪曾祺

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

台在泰山庙后。

泰山庙前有河，曰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桥，桥很高，桥洞很大。走到桥上，上面是天，下面是水，觉得体重变得轻了，有凌空之感。这正是杂花生树、良苗怀新的时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畅。

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无鳞无刺，背部有细骨一条，烹制后骨亦酥软可吃，极鲜美。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但我的家乡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鲜了。

泰山庙亦名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里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所祀之神称为东岳大帝。泰山庙的香火是很盛的，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东岳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进庙门就闻到一股触鼻的香气。

正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这倒也好，看戏的不会往前头挤，因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戏。大都是站着的，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长凳来坐着看的。

唱戏的是“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名角，也没有什么好戏，唱的是京戏，但有些戏是徽调，没有准调准词。只有一年，来了一个叫周素娟的女演员，在南方的科班里学过戏，唱戏很规矩，能唱《武家坡》这类的戏，甚至能唱《祭江》……现在却混得到里下河来搭班。还有一个大花脸，嗓子很冲，姓颜。有一回，我听他在戏台旁边的廊子上对着烧开水的“水锅”大声嚷嚷：“打洗脸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腔悲愤。江湖艺人，吃这碗开口饭，是充满辛酸的。

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说法不一。明代张诞《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我小时到文游台，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快来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官属钱梅溪刻的，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莱、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著过《蚕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迁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迁谪生活，难以为怀，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二：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

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这也是白话文学史中很珍贵的资料，老仆、少游，都跃然纸上。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