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殷红

    一百多年前，傍晚的那抹橙红色的夕阳，撒在森林团团簇簇的树梢上，也铺满了巴比松那片遥远又空旷的原野。萧瑟的秋风疲惫地打着漩涡游走，卷来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位年轻的农妇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默默祈祷，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诚的神情定格在暮色将临的静谧里。

    晚霞里的枯草垛，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悄悄告诉我们，这就是米勒的光阴。

    米勒的画笔锁住了那个秋日的神圣，他欣喜地把这幅画拿给亲友看，说：“这是祈祷钟声。”接着他高兴的补充道：“喂，你听到钟声了吧？”

   “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米勒如是说。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像库尔贝那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同情农民，但又绝不能像德拉克罗瓦那样把农民引向战争。他只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思想，把自己的无奈铭刻在画布上。

    于是，夕阳把他落魄的身影拉得很瘦很长。

    1889年，当那些欧美收藏家聚集在斯克里坦家，争相观看被拍卖的米勒的杰作《晚钟》，而我们那位边走边画的“行吟诗人”，却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十四年了。

    虽然他最初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坚信它是一幅旷世杰作，而卖出这幅画时，却不过是希望得到一千法郎的颜料钱，但实际上那时他被人嘲笑成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的画即使白送人也会遭到拒绝。早年丧妻的打击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使他被迫制作一些模仿18世纪洛可可时期的绘画作品。迫于生计，米勒甚至不得不画些庸俗低级的裸体画。然而有时几幅画却还换不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他声嘶力竭的挣扎喊叫：艺术！真能把人皮都剥掉。

    米勒画完了《晚钟》，好长时间后才找到一位买主，仅仅换回了他的颜料钱。后来这幅画辗转于多位收藏家手中，价格不断攀升。最后由斯克里坦以12000法郎买回收藏，直到1889年在家中举行那次著名的拍卖。

    拍卖场内外挤满了翘首以待画落谁家的人，比肩接踵，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法国美术协会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决心要为米勒的祖国──法国挣回颜面，他和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及其他收藏家一起参与竞争，拍卖在不断上涨的价格中愈演愈烈。当达到451000法郎时，美国富豪退出了竞拍。然而，未等布鲁斯托松口气，两个美国人坐特快列车从阿佛尔赶到巴黎，“接力”竞拍，气氛达到白热化阶段。在法国人民喊着“法国万岁”的呼声下，双方死咬着价位拼命角逐，最后布鲁斯托以55万法郎的巨额款项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那些曾经不识珍宝的法国人，无限地崇敬起当时不值一文的米勒，把他看作“法国的骄傲”，并为《晚钟》流出激动的泪水。

    然而，那个放牧童贞的米勒呢？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悲惨落选沙龙展，没有给他带来成名的希望曙光；50岁创作的《拿铁锹的农民》招来评论家嘲骂一片。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米勒和他都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只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找一个太虚幻境以度红楼残梦。把他们早已洞悉世事的眼睛、那痛苦而又欢欣的灵魂，藏在艺术作品中，颠沛流离。

    过去的画布上都烙上了浅浅的颜色，岁月的味道很鲜美。晚钟那静谧的时光，郁郁沉沦地流淌在画布上，仿佛是米勒用针绣出，那枚记忆的银针也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注：米勒（1814—1875），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晚钟》是其代表作品。原文有删改。）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万多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的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字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最大功绩是创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55年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他专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重要著作。

唯灵魂不可征服

徐剑梅

    纳尔逊·曼德拉，是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我们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受到最高程度和最大规模集体敬仰的人物。

    2013年7月18日是曼德拉95岁寿辰，但半年来已多次传出其病危的消息，人们为他祈祷，同时内心在逐渐接受他终将离去的事实。

    对曼德拉的赞颂汗牛充栋。对他自己，唯已故香港歌手黄家驹的《光辉岁月》最具直抵内心深处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歌声响起，纵不能再如年轻时那般心潮澎湃，眼底总有一点热意和泪意。据说，当年曼德拉请人将歌词译成英文，听罢潸然泪下。

    黄家驹1990年3月创作《光辉岁月》，当时曼德拉刚刚出狱一个月。从1962年8月再度被捕到1990年2月重获自由，从44岁到71岁，他服刑27年，被单独关在荒凉海岛监狱的一间狭小牢房里，屡遭看守虐待。因长时间在烈日下的采石场做苦工，他的眼睛从此受不了强光刺激。

    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时，他在法庭上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神情镇定——“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1990年2月，他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重获自由，态度甚至更加平静：“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以善良和宽恕，作为新南非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残留的躯壳亦能继续迎接光辉岁月。黄家驹的歌词仿佛神奇的预言。多数人一生的华彩乐章早早、草草终止于青壮年时代，但曼德拉不然，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72岁之前的年轮，不过是他的前半生。

    后半生里，曼德拉赢得1994年大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尽管被批评任内虽重视人民却忽视政策，但谁都不能否认他的功绩——主导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民族和解与政治转型，实现政治权力的稳定交接。他确无一双魔术之手，不能帮助国家和同胞立竿见影地摆脱贫困、犯罪和种种社会问题，但他对待权力的姿态和对制度的建设，保障了南非作为多种族、多部族共处的彩虹国度内部的持久和平。

上世纪90年代，是整个非洲大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选举大规模转轨的时代，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涌现的非洲领导人，鲜有主动挂冠求去者；而在多党制选举中上台的首批新生代领导人中，处心积虑再三谋求连任者比比皆是。曼德拉却是少数。1999年首个总统任期届满时，他若想连任易如反掌，但他果断宣布退休。这个愿意为信仰把牢底坐穿的人，不愿意为权力而多恋战一天。他用前半生证明了自己威武不能屈，又用后半生践行了富贵不能淫。世人趋之若鹜的权力名利，于他竟然如浮云。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在人性的光谱里，曼德拉一生所添颜色，何等绚烂，耀人眼目。

选自《国际先驱导报》

人物简介：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7.18~2013.12.5）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主席。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在任职总统前，曼德拉是积极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同时也是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袖。当他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时，南非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等罪名将他定罪。依据判决，曼德拉在牢中服刑了27年。1990年出狱后，转而支持调解与协商，并在推动多元族群民主的过渡期挺身领导南非。自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来，曼德拉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赞许，包括从前的反对者。

曼德拉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