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艾丝米拉达也是），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老天爷，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黑不溜秋、皱皱巴巴的脖圈！

    “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向连里打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已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

    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平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惭愧的心情愈来愈重。

    我披衣下床，向丑兵住的屋子走去。

    时间正是古历的初八九，半个月亮明灿灿地照着营区，像洒下一层碎银。小屋里还亮着灯，我推开门走进去，丑兵正在用玉米糊糊喂一头小猪崽，看见我进去，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铺了干草的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请连里赶快派人来接班，我还有好多事要交待呢……”

    “副连长，我这次不打出个样子来，就不活着回来。”

    “我要求来喂猪是有私念的。我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从被子下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

    他把手稿递给我，“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可是丑兵却如石沉大海一般，这实在让人心焦。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丑兵死了，竟应了他临行时的誓言。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心在一阵阵痉挛，我的丑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多么想对你表示点什么，我多么想同你一起唱那首丑娃歌，可是，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一个诗人的生命

迈克·弗洛里安

    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冰冷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

    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甚至尝试了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被枪毙……

(选自《译林》，有删改)

老夫老妻

冯骥才

    ①他俩又吵架了。

    ②可是今天的架吵得空前厉害，起因却很平常——就像大多数夫妻日常吵架那样，往往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开始的——不过是老婆子把晚饭烧好了，老头儿还趴在桌上通烟嘴，弄得纸片呀，碎布条呀，粘着烟油子的纸捻子呀，满桌子都是。老婆子催他收拾桌子，老头儿偏偏不肯动。老婆子便像一般老太太们那样叨叨起来。老婆子们的唠唠叨叨是通向老头儿们肝脏里的导火线，不一会儿就把老头儿的肝火引着了。两人互相顶嘴，翻起许多陈年老账，话愈说愈狠。老婆子气的上来一把夺去烟嘴塞在自己的衣兜里，惹的老头儿一怒之下，把烟盒扔在地上，还嫌不解气，手一撩，又将烟灰缸打落到地上，还抓起桌上沏满热茶的大瓷壶，用力“叭”地摔在地上，看着满地碎瓷片和溅在四处的水渍，老婆子直气的冲着老头大叫：“离婚，马上离婚！”

    ③同样的怒火也在老头儿的心理翻腾着。之间他嘴里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不断发出声音，一边冲到门口，猛拉开门跑出去，还使劲带上门，好似从此一去就不在回来。

    ④老婆子火气未消，站在原处。面对空空的屋子，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她想，要不是自己年轻时得了那场病，他会有孩子的。有了孩子，他可以同孩子住去，何必跟这愈老愈混账的老东西生气？……

    ⑤不知为什么，他们每次吵架后两小时，她的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好像节气一进“七九”，封冻河面的冰片就要化开那样。像刚才那么点儿小事还值得吵闹么？——她每次吵过架冷静下来时都要想到这句话。可是……老头儿也总该回来了。他们以前吵架，他也跑出去过，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悄悄回来了。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仍没回去。外边正下大雪，老头儿没吃晚饭，没戴帽子、没围围巾就跑出去了，地又滑，瞧他临出门时气冲冲的样子，不会一不留神滑倒摔坏了吧？想到这儿，她竟在屋里待不住了，起身穿上外衣，走出房子去了。

    ⑥雪正下得紧。雪是夜的对比色，好像有人用一支大笔蘸足了白颜色，把所有树枝都复勾一遍，使婆娑的树影在夜幕上白茸茸、远远近近、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于是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顷刻变得雄浑、静穆、高洁，充满鲜活的生气了。

    ⑦一看这雪景，她突然想到她和老头儿的一件遥远的往事。五十年前，他们同在一个学生剧团。她的舞跳得十分出众。每次拍戏回家晚些，他都顺路送她回家。她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两人踩着雪走，也是晚上八点来钟，在河边的那段的那段宁静的路上，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把她拉到怀里。他猛地推开他，气的大把大把抓起地上的雪朝他扔去，直打得他像一个雪人。他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从一场奇特的战斗开始的。

    ⑧多少年来，这桩事就像一张画儿那样，分外清楚而又分外美丽地收存在她心底。曾经，每逢下雪天，她就不免想起这桩醉心的往事。年轻时，她几乎一见到雪就想到这事；中年之后，她只是偶然想到，并对他提起，他听了总要会意地一笑，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好像都在重温旧梦；自从他们步入风烛残年，即使下雪天也很少再想起这桩事了。但为什么今天它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分外新鲜而又有力地来撞他的心呢？

    ⑨可现在她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只手，希望老头儿在她身边！她想到楼上邻居李老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老伴被折磨死了。尽管有个女儿婚后还同他住在一起，但平时女儿、女婿都上班，家里只剩李老头一人。星期天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出去玩，家里依旧剩李老头一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总是有距离的。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老人得有老人为伴。

    ⑩真幸运呢！她这么老，还有个老伴。四十多年如同形影紧紧相随。尽管老头儿性子急躁，又固执，不大讲卫生，心也不细，却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一副直肠子，不懂得与人记仇记恨……她愈想，老头儿似乎就愈可爱了。

    ⑪她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老头儿仍不见，雪却稀稀落落下小了。只有先回去，看看老头儿是否已经回家了。当将要推开屋门时，她心里默默的念叨着：“愿我的老头儿就在屋里！”

    ⑫屋门推开了，啊！老头儿正坐在桌前抽烟。地上的瓷片被扫净了。炉火显然给老头儿捅过，呼呼烧得正旺。顿时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把她冻得发僵的身姿一下子紧紧地搂住。她还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老头儿跟前，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自然是斟给她的……老头儿见她进来，抬起眼看她一下，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

    ⑬她站着，好像忽然想到什么，伸手从衣兜里摸出刚才夺走的烟嘴，走过去，放在老头儿跟前。什么话也没说，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热菜热饭，还煎上两个鸡蛋……

死亡重奏

西元

战壕里的黄土微微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停歇了片刻，黄土又轻轻动了一下，并鼓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不断壮大，一些黄土屑从小包的顶部快速滑落。然后，一片带血的指甲露了出来，再然后，是一根又黑又粗的手指。指甲龟裂乌黑，手指满是伤疤，这只手努力地向上举，仿佛要找什么。后来，整个一只手掌也露了出来，五指如钩。接着是一只手臂，啪的一声，拍在了战壕壁上，指甲深深嵌进冻硬的黄土中，向下用力，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许久，这只手臂似乎在积蓄着力量，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猛然间，一个浑身烧伤的战士从黄土下站了起来，军装碎烂，几缕布条在风中飘荡，铺天盖地的沙尘从头上，从身上洒落。他满脸血红，脸颊上几片白肉翻卷着。他瞪着垂死挣扎的公牛一般的红眼珠，推开战友的尸体，操起了一挺重机枪。

接团里命令，我们连守7号高地，阻止美军一个集团军和南朝鲜十来个师向南逃窜。

守多长时间？

五天、七天，说不好，一二三师什么时候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去。

连长，我得守多大的一块地呀？

富贵，你是个老兵了，这事儿还要问我吗？

你还是给我划道线吧，没这道线，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没办法呀！

好，好，好，我用脚尖给你划道线，你这个富贵啊，榆木脑袋。

嘿嘿嘿，你划了这道线，我心里就亮堂了。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这一亩三分地儿，就交给我了。

二十年前，上官富贵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狠狠心，卖了个女儿，换回了十斗粮，使全家活过了荒年。十六年前，河南大旱，上官富贵他爹饿死在了炕头，枕头下面还压着这张地契，临死前对上官富贵说，记住，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十年前，全村男子与临村发生了械斗，死伤数百人，就为了能给自家的地里多浇几桶水。八年前，黄河决口，上官富贵家的地成了一片汪洋，颗粒无收，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但仅他一人活了下来。彼时，上官富贵浑身上下没有一颗粮食，只在衣襟里缝了一张地契。

无数颗炮弹，像犁一样，把高地深深地挖了个遍，就像用五指梳理一小块沙地，你觉得这沙地里不可能再有什么生命了，可是，炮击停止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战士，像遗落在土里的黄豆粒一样，从雪地下钻出来。

上官富贵晕晕乎乎地坐起来，拍了拍头发里的土，摸了摸浑身上下，没少一个物件。他既不庆幸也不后怕，这一刻，没有眼泪，没有语言，没有笑容。他像拿起一根锄头一样拿起落在身边的步枪，趴在地上，从容不迫地向冲上来的美军士兵瞄准射击。

才打了三五发子弹，美国人就冲到了连长给他划的那道线跟前，眼看就要踏过去。上官富贵这才有点急了，他用和爹一样黑粗、皴裂的长手，握住刺刀，猫起腰，向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美国人冲去。美国人蓝眼睛，长胡子，样子很陌生，又很凶神恶煞，他狂叫着外国话，似乎想吓唬眼前这个瘦弱的河南农民。他一手拿着刺刀，另一只手里握着把手枪，枪管对准上官富贵。可是上官富贵的眼睛并没看他，对那黑洞洞的枪口也很漠然。他不过是低着头，死死盯着那条划在地上的线，心头总是想着爹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一颗子弹穿过上官富贵的胳膊，扯开了一缕布条，可他竟然没什么知觉。又是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肚子，上官富贵低头看了看，觉得自己既然能活着逃到陕西，就一定能再冲上几步。美国人到死也没看清楚，这个瘦得像野狗，衣着破烂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是怎样冲到自己跟前，又是怎样从斜下方，用刺刀戳穿了自己的脖子的。

不知过了多久，美国人撤退了。上官富贵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也在流尽，他特别疲劳，好像自己走在逃荒的路上。他晃晃悠悠地走在破败不堪的高地上，看到一个美国大兵仰躺在地上，腿断了，睁着眼睛，还活着。他走过去，美国人伸出双手，仿佛是投降，也仿佛是向他求救。上官富贵木然地望着地上的俘虏，良久，他似乎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一丝软弱，一丝无助，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丝歉疚，如同当年村子里的男人抢吃他家青苗时的眼神。于是，他叹了口气，走上去，弯下腰，拽住他的一只手，用尽力气将他拖进了战壕里。

天黑了，严寒来了。上官富贵一屁股坐在俘虏对面，慢慢闭上眼睛。

一片雪花落在弹药箱盖上，大风吹来，它微微颤动了几下，又一次飞起，落到一张苍白的脸上。这张脸和雪一样白，一样冷，眼睛睁着望着天空，眼眶乌黑，深深下陷。雪花滚过冰冷的鼻尖、额头，又一次在风中高高飞起，打了几个空翻，挂在一杆步枪的刺刀刃上。刺刀覆盖着一缕缕干涸的血迹，翘起一层一层的硬皮。

（节选自西元《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删改）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