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人活在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做事情，包括为谋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谓本职业务，也包括出于兴趣、爱好、志向、野心、使命感等等而做的，即所谓事业。与人交往，包括同事、邻里、朋友关系以及一般所谓的公共关系，也包括由性和血缘所联结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这两者都是人的看得见的行为，并且都有一个是否成功的问题，而其成功与否也都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顺利，譬如说，一方面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婚姻美满，朋友众多，就可以说你在社会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你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就都会是一个倒霉蛋。这么说来，做事和交人的成功似乎应该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了。
然而，在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依我之见。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做人。当然，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蕴涵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交人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学界有些人很贬薄别人下海经商，而因为自己仍在做学问就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其实呢，无论商人还是学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实在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树，一味赶时髦，抢风头．惟利是图，骨子里比一般商人更是一个币侩。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做事和交人是否顺利，包括地位、财产、名声方面的遭际，也包括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际，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惟有对这一切外存遭际的态度，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选自《灵魂只能独行》有删节）

决定规则的人闷声不响

BangBang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喜欢玩一种多人跳绳的游戏，两个孩子拽住一根麻绳的两端持续甩动，其他几十个孩子轮流上场跳。

        通常而言，众人的目光难免集中在跳绳的孩子身上，最后这往往变成一种表演，孩子们发明了很多方式炫耀跳绳技巧，最夸张的是那种边跳边翻跟头的。没有人把目光投向甩绳子的那两个家伙，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某个固定节奏做机械的运动。

        但30年过去了，我仍然坚信这个游戏里最重要的人被忽略了。

        我一般喜欢做甩绳子的人，因为每当我有意地放慢节奏，我会感受到自己影响了其他所有人，其他人就不得不费力地调整步伐避免犯错。如果我嫌其他人太轻松了，就会加快绳子的甩动速度，让他们手忙脚乱，尖叫欢呼。

        甩绳的孩子掌握着规则，或者说，他们拥有这个游戏里最大的权力：设定节奏，让其他欢乐的人不知不觉地按着他们的意志来。

        决定基本规则的人往往闷声不响，这种事发生在许多场合。比如，程序员划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偏好与品位时刻改造着我们，但他们像甩绳子的孩童那样沉默。

        拿起你的手机就明白了。安卓、苹果系统，以及每个软件的运行规则、流畅程度和使用习惯，才是划定我们生活基本框架的东西。

        倒退10年，Windows系统的硬盘划分、文件储存方式，定义了我们的工作习惯，甚至影响了我们思考的方式。

        自从这个世界深度依赖电脑、手机和互联网，那些代码写作者就握住了驱动我们的绳子。

        但有技术的人总是孤独的。

        回过头看，几乎没有哪个时代或领域的跳绳是由那些光鲜、醒目的人掌控的。蒸汽机车的设计者比赛车英雄重要多了，演奏家们也得在乐器制造者的框架里行事。最卓著的口琴演奏者也要被口琴工厂的设计风格影响，事实上他们熟知某种口琴品牌的独特之处，并且根据这些特性锻炼技巧。

        更典型的例子也许是游戏领域。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名为《DOOM启世录》的书，它讲述了最早的3D游戏生产过程，很有隐喻性。当代码工程师完成设计3D游戏必需的图画引擎技术后，游戏设计师们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忙着制作五花八门的游戏，玩家们在游戏设定的规则内尽情表演。最后，大多数人会为一款游戏里的明星玩家而欢呼，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切的决定者是那个待在肮脏的办公室里一言不发、厌倦社交的代码天才。

        这是多么动人的场景啊：世界像是一个浪花，人们依次在别人指定的规则上表演，最终的巨浪震惊了岸边的观望者，但很少有人看到源头关键的颤动。

        但我并不是在替程序员抱不平，或者在鄙夷那些跳绳的孩子。相反，我认为这个世界以意外的方式实现了平衡。像在跳绳游戏里那样，最终，沉默的孩子和欢乐的孩子一起构成了一个充满戏剧感的整体，我们需要选择的只是充当哪一个角色。

在诗歌里感受“不死的心灵”

叶嘉莹

      ①中国的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会中断，中华文化的长流也一定能够绵延不绝，沾泽未来的世世代代。

      ②我曾经改写过前人所作的一首《浣溪沙》小词，写为断句，说：“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的，是血缘关系，在个人的精神、思想上并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情谊更为可贵，是“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寄托在其中，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学生。

      ③关于中国古典诗词，曾有人问我：现在没有人喜欢古诗，大多数人也不赞成吟诵，那么中国诗歌会灭亡吗？我以为不会。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所以说，中国诗歌绝对不会灭亡。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生生不息的。

      ④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上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看，更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传统。

      ⑤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不合适。我们中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都是内向的，是你自身的、正心诚意去修身的，是内在的追求。所以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吟诵，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拿一本古诗，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知识上打成一片，更是从感性上打成一片。李杜诗篇也是带着吟诵的声音作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有时候是因为意思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声音的关系。而当你做这种斟酌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是你吟诵的时候结合着声音辨别出来的。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所以吟诵才重要。

      ⑥我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已近70年，不仅仅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更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对生命的感发，令我感动，召唤于我。这一份感发生命，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我一生历经许多苦难不幸，却一直保持乐观、平静的态度，正是与我热爱古典诗词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提升的功用，是件极遗憾的事情。我之所以回国教书，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坚信，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会中断，而中华文化的长流也一定能够绵延不绝，沾泽未来的世世代代。

中国人的“忍”

    “忍”字头上一把刀。每个耳聪目明的中国人或许都听过这句话。

孔夫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圣人们强调，为人做事，万般皆需忍受、忍耐。

    中国人因忍字而得以百炼成钢的数不胜数，因逞强好胜而走麦城的也不少。唐代高宗时，张公艺不仅位九世同堂，人生如此圆满，引得皇帝也羡慕，遂问其秘诀，张公艺在纸上写下“一百个忍字”。高宗喟叹，原来如此。大家耳熟能详的韩信，他早年能忍胯下之辱，终成大业，真个是“无度不丈夫”；后来却张扬高调，浑然忘记了“忍”字，颇有些“庸人得志”，最后横死吕后之手也就不冤。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了遥想中的绚烂未来，人们忍受着当下的种种不堪，人们夸赞着“忍”，绝口不想提心中暗暗怀想的他日之收获；若百忍后仍不能得道，自然也会有诸多温润的慰藉理由。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论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说，“中国人的性格的另一最大特点，是喜欢妥协，易屈服于公众舆论。”封建社会官场中的“见风使舵”，生活细节的“防患于未然”，平头百姓们普遍存在的谨小慎微、办事圆滑等特点，皆可在各怀心事的“忍”字上找到源头。罗素由是感叹，“没有什么能比中国人的忍耐性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

    一个忍字，两副面孔。一面是温和下的良善，一面是摇摆中的功利；有些人得道，有些人中毒。鲁迅笔下的冷漠看客，便是一“忍”成痴，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无异于行尸走肉。忽然明白了鲁迅的可贵，只因他在崇尚忍耐的国度，居然可以从来不忍。

    “忍”字头上一把刀---“每临大事有静气”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暂时的隐忍蛰伏自是上策，然刀为利器，久忍终恐伤人。

    忍该忍之事，说当说之话，为比为之事。

谢绝的智慧

    ①美国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就为自己订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对您的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接受采访，发表广播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和讲话，充当证人，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任主席，充当编辑，接受名誉学位，等等。”克里克不无智慧的谢绝，虽然少了“人情味”，但却避免了无数麻烦，省去了许多无意义的社交应酬，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

    ②大概名人、要人、成功人士都会遇到类似的麻烦，都需要拿出谢绝的勇气与智慧。谢绝和拒绝还不一样。谢绝，基本都是好事或善意，至少当事人是这样认为的；拒绝，只要把脸往下一拉，把头一摇就行了。谢绝，则既要把事情回掉，还要感谢人家的“好意”；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协，所以，如何措词，还要一番踌躇，需要点智慧。

    ③钱钟书先生生性淡泊，最烦应酬，特别是晚年，几乎谢绝所有宴请、演讲、兼职和采访，尽管人家都是好意。可钱先生不这样看，“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很好，就有必要去见下蛋的母鸡吗？”他这样谢绝那些希望拜见他的读者，倒也不失幽默诙谐。而对于种种胡吃海喝的宴请，他又这样谢绝：不愿“花些不明不白的钱，吃些不干不净的饭，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似乎直接有余，巧妙不足，但更见先生之清高狷介，也更有成效。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谁还好意思再上门相邀。

    ④作家茅盾是个温和厚道的人，他的谢绝很客气，带有商量的味道。1958年3月，茅盾给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写了封信说：“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是规划是订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领导的帮助。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的兼职和政协常委的兼职；二、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的两个兼职；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如果照上面所说，一面挂名兼职这么多，一面又不得不把每星期五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开会、酒会、晚会等三种‘会’上，那么我就只能不写小说了……”正是因为他的谢绝太过客气，不够决绝，当然还有“工作需要”，所以不大奏效，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泡在开会、酒会、晚会上，写作计划基本落空，在他后半生的三十年里，没有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⑤与茅盾相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谈到其成功的最大诀窍，就是“善于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成功地关上了自己的门”。他一向谢绝采访，谢绝各种会议，谢绝入选名人辞典之类，以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东欧国家文学史》、几种版本的《世界文化名人辞典》，都查不到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他谢绝了几乎所有与写作无关的活动，才得以集中精力去从事他钟爱的文学创作，卧薪尝胆默默无闻地耕耘了大半辈子，最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⑥人生苦短，转眼百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节约时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集中精力干事情。那么，就请你适时关闭电话和电子信箱，以减少各种“热情”干扰。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充当“花瓶”的作秀，五花八门的研讨会、颁奖会、演讲会，电视台的名人访谈，名目繁多的大赛评委，能谢绝就坚决谢绝，这里不妨学学钱钟书先生的幽默而决绝的精神，学学克里克先生的巧妙措词和不妥协态度。

《文章大家毛泽东》节选

梁衡

①他（毛泽东）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②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③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

④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⑤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⑥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