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中来探讨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好像沿着九曲黄河行走。它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着，是既曲折又割不断的一道长流。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五四”以来诗歌的革新。如果循流溯源，那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当然还是继承与发展着殷周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只是自此而下，黄河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现代诗歌，已经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了。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白话诗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出现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它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到了多样化，而统一于白话。假如说，“五四”初期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主要还属于开创阶段，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那么，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当时称之为“异军突起”，就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不再单纯着眼于诗的形式的创新，而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新诗革命先行者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就是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须特别指出，与上述诗风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把导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虽然缺少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却也禁得住时代风雨的淘洗，而耐人咀嚼寻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带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继自由诗派之后的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新月诗派的诗人和诗，跨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自然还是徐志摩和闻一多。

    20世纪30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表现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的狂飙爆发了，也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卞之琳不再“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劳信集》；戴望舒收起了彷徨于“雨巷”中的“油纸伞”，而在“狱中题壁”，并且“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放声歌唱“永恒的中国”！

（有删改）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很大影响，因此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李清照现存的词曲中，有四分之一出现了与香炉，焚香相关的意象。为何李清照对香炉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要从香炉的用途说起了。

    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炉不知最早起于何时，也许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青铜鼎。鼎用于烹煮肉食和祭祀，香炉里装的则是香料，都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的尊敬。香炉真正的成型和发展，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每日举行的敬佛礼佛的过程中，就包含了焚香的仪式，这使得焚香的习惯更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到了宋代，焚香已经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当时生活中的“四艺”，成为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程式。宋代时，各种香炉除了供皇室、贵族和文人使用之外，也广泛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了。不但敬神祭祖要用香炉，在厅堂卧室里要点燃香炉，甚至在各种高端的宴会、欢乐的庆典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一些小型香炉更是成为文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人在户外乘凉，慵懒地躺在槐荫之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香炉，从他惬意的表情上，仿佛可以闻到空气里的清香。

    在汉朝，有一种“博山炉”已经在皇宫和贵族中流行了，炉体常用金属制作，呈青铜器中的容器豆的形状。炉子上面有高高尖尖的盖子，表面装饰着重叠雕刻的奇禽怪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因此这种香炉就称作博山炉。后来，逐渐出现了青瓷或白瓷做的瓷香炉，香炉的样子也不再是单一的仙山了。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这金兽便是做成动物造型的各式香炉。香炉是为了燃香取味，打造得小巧可爱，也可以装点室内陈设，这些金兽就有麒麟、狻猊、狮子、凫鸭、仙鹤等样子，看上去一定很萌。李清照这首词曲中的“瑞脑”，便是南宋文人焚香时用的香料了。汉朝时期博山炉都是有盖子的，应该是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有关。在西汉之前，焚香用的都是屈原说的“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茅香或蕙草，用法是将草放置在香炉中直接点燃。草叶燃烧后产生馥郁的香气，但有个毛病，就是烟火气比较大，烧太猛了还挺呛人的，所以得盖上盖子。

    汉朝之后，南海地区树脂类的龙脑香和苏合香传入，香料被制成香球或香饼，在下面放上炭火，高温将这些香料一点点烫燃起来，香味也很浓烈，烟火却少了很多，于是香炉在造型上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做成金兽等造型之外，也出现了各种敞开式的香炉。香炉的广泛应用促进其自身在宋朝获得了大发展，宋代的皇帝都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特别是宋徽宗最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加上宋代文坛中古文运动，也追求文以载道，反对浮靡的风气，素雅而简洁之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宋代重视金石之学，仿古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青瓷仿制成商周青铜器的样子，而把它们缩小，便成了各种精致的敞开式小香炉，比如仿青铜鼎、鬲和樽的小香炉，还发展出高足杯式炉、敞口莲花炉、镂空覆盖式香炉，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可以方便地在室内移动，受到广泛的喜爱。

    于是，追求雅趣的李清照自然会喜欢上当时广泛流行的香炉了。她将自己的忧伤化作精致的悲情，投射到了一切美的事物上，香炉便与春花、微雨一起，成了李清照最喜爱的审美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在李清照的词曲中，虽然香炉、香烟屡次出现，却从未提到香枝，在《槐荫消夏图》中，也只见香炉不见香枝插在里面。其实线香在明代才出现，在宋代，燃香常用的方法还不是直接点燃，而是透过炭火的焙烤而取其香气。因此我们在宋代绘画中只见形象各异的香炉，却看不到插在炉中的线香。

（选自方舒《李清照的香炉：沉香玉炉袅残烟》，有删改）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认同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摇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都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