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文化中心形成和转移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从多方面探讨。

    首先，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发达虽然不一定直接带来文化繁荣，但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水平往往比较高。明清两代，江、浙地区，随着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副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市镇的繁荣，以及新兴市民的壮大。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中新因素的成长，促成江、浙文化的繁荣，以及文化新气象的出现。

    然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一定同步，文化发展除了受经济制约外，还有其自身规律。例如，在清代，晋商特别活跃，金融业发展迅猛，道光末年票号达11家之多，到清朝末年发展到33家，其分号遍及全国多地。但这期间山西文化的发展却相对迟缓，若与唐代的辉煌相比，已大为逊色。又如，北宋时期，关中的经济已经远不如唐代，但张载却在这里教授生徒，传播儒学，使之成为儒学的中心。

    其次，与社会稳定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南朝齐梁二代文学本来相当繁荣，分别以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为首的三个文学集团，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齐永明年间周颗发现汉语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竟陵八友”中的沈约等人根据四声以及双声叠韵，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创制了“永明体”，进而为近体诗的建立打下基础。成书于齐代末年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系统的著作。由于萧衍、萧统、萧纲父子召聚文学之士，创作诗歌，研究学术，遂使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可是经过侯景之乱，建康沦陷，士人凋零，江左承平五十年所带来的文化繁荣局面遂亦消失。

    与此类似，还有唐朝末年中原一带的战乱对文化的破坏。首都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是文化中心。到了五代，长安的文化中心地位消失了，而四川因为相对安定，士人们相携入蜀，文化也随之发达起来，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当然，社会变革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各种思想和主张的激荡，这反而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形成若干文化的中心。如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是儒家的中心，楚国是道家的中心。

    复次，文化中心的形成与教育水平、藏书状况等有很大关系。书院较多的地区，私人讲学之风兴盛的地区，蒙学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成为文化中心，突出的例子是宋代的江西、湖南。据统计，宋代书院中建在长江流域的占74.76%。江西、湖南的书院在长江流域又是较多的，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这些地方也就成为文化中心。

    文化的发达离不开书籍，书籍印刷和图书收藏较多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文化中心。四川成都是雕版印刷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唐代大中年间已有雕版书籍和书肆。唐末成都印书铺有西川过家、龙池坊卞家等。此后，一直到五代、宋代，成都都是印刷业的中心之一，这对成都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清两代私家藏书以江浙一带为最盛，诸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阁等都在江浙，这对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最后，要提到文文化贤哲或学术大师的引领作用。山东曲阜一带，如果没有孔子就难以形成文化中心，这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袁行霈《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摘编自韩东晖《“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有什么价值？》）

生命的节奏与教育的节奏

    ①学校生活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教育则是一场深入生命的探险。那些对生命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如蒙台梭利、怀特海、维果茨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学校旅程中最重要的秘密：生命是有节奏的，睿智的教育期待着与生命的和鸣共振。

    ②自然拥有自身的节奏，如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命拥有自身的节奏，如呼吸吐纳、生老病死。依据自然节奏的启示和生命自身的律动，人类创造了新的节奏，如音乐、诗歌、美术、数学。作为一项面向生命的事业，教育也是一种依据生命的律动而创造的节奏。教育面向生命，就必须探寻生命的节奏，合于生命的节奏，强化生命的节奏，并创造生命的节奏。

    ③教育的节奏要求教育者对生命节奏的敏感。蒙台梭利从生命的节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敏感期。“当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射到某处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使得那个被光线笼罩的地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如果儿童不能根据他的敏感期所发出的一些指令行事，那么，一种自然征服的机会就永远地丧失了。”因此，教育需要观察和发现，教育不能等待，不能忽略，不能错过。

    ④教育又必须等待，必须耐心等待生命的生长。维果茨基从生命的节奏中发现了智力的最近发展区和教育最佳期。他用心理学的实验告诉人们，只有当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一定的教育才能有可能进行，这是教育的最低界限。除了最低教育界限外，还存在着最高教育界限，两者之间就是“教育最佳期”。早于或晚于最佳期的教育，或因超出最近发展区而无法对那些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施加影响，或因停留于现有发展水平而不能有效促进心理机能发展。当我们急于造就神童和天才时，当我们因孩子面对“奥数”一脸茫然而怒火中烧时，当我们心灰意冷，要为孩子贴上无可救药的标签时，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再等等看……

    ⑤基于对生命节奏的哲学解读，怀特海为教育者绘制了一份生命的智力周期图：浪漫——精确——重归浪漫的综合。童年的浪漫为精确阶段积累素材。没有浪漫的冒险，要么是儿童被僵死的知识淹没，并因过早耗尽“内存”而“死机”；要么是教育者面对一个空洞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将已存在于大脑中的活跃而纷乱的思想进行有序的排列，你不能教一个空洞的头脑。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儿童喃喃自语：山坡上开满了妈妈……且慢发出我们的嘲笑——这是一份多么美丽而珍贵的浪漫啊！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以童年和成年共同的名义，归还童年的浪漫，保卫童年探险的权利。因为儿童是成人之母，童年的生命体验至少与成年体验同等重要。

（《北京教育（普教版）》，有删节）

树影下的家族（有删改）

朱以撒

①生前寂寞身后名，可以作为众多贤人的注解。孔子也不例外，他的行踪，实在是很可以给后人一些警策的。尽管他的身影已意象化，如一道遥远的风景。

②他活着的时候，美风良俗“礼崩乐坏”，物欲横流，生灵涂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孔子不是躲在他的三间故宅里，作高头讲章，而是坚决地干预现实生活。如任鲁国大司寇时，见鲁定公喜爱淫歌妖舞，迷恋于齐国送来的八十名美女歌妓，便心急如焚。当劝谏无效时，他的文人脾性就上来了，辞去大司寇的职务，开始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③他的漂泊，是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在奋力抗争，阳光普照也罢，风寒霜雪也罢。只是在过于雄大磅礴的苍凉空间下，他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周游卫、陈、蔡、楚后，他的主张“终无任用”，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他的心一定在疲惫中触及到寂寞的苍凉了。夜间听漏，漏尽更残，失意仿佛没有尽头，氤氲迷雾中不见曙色。他的出行，在后人看来是一种象征，在当时却是怎样一种痛苦——他那摇摇晃晃却执着朝前的身影，成了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④孔子是很讲“正名”的，讲究雍容之礼乐。但他却面对着扇自己耳光的窘境；周游列国时，那段“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日子；置身星空下，那种孤独而凄冷的仰望；逃离险境时，生命河床中无数的坎坷不平……此情此境，该如何为这种非雍容的狼狈“正名”？换了人，恐怕只有仰天长叹。孔子却是自由的，他从精神层面，消解了诸多污泥，包括浸入身边的冷落和嘲笑。用精神武器，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世间最绚烂的美丽、雍容和华贵，高洁和清贫就这么融洽地得以正名！

⑤怀想着几千年的事迹，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幽深的孔府里穿行。我在孔府的树影下变得那般弱小。古老的树影使我的呼吸变得滞重，树影上布满了阳光的符号和思念的语言。尽管我和孔府相处是如此的短暂，寒冷却一直扑击着我。

⑥孔子生前的执着和忧郁，他的后人没有体验，不能细品，却享用了名噪古今的荣华。一顶顶光焰四射的桂冠飞临，使孔府光芒万丈。声名的显赫对于前人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精神上的追补，而对于后人来说，荣耀的同时也万般沉重。他们不能过普通人那般轻轻松松的寻常日子了，动不动就被称为多少代“衍圣公”，一举手一投足必然要有衍圣公那架式。除了给予孔子后人优渥的生活条件外，又增加了多少文化品位、美学价值于其中呢？就是那些封给孔子一顶顶桂冠的帝王们，好像尊孔得很，卫道得很，对儒家学说膜拜之至，可结果呢，看看宫廷内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尊孔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⑦孔家的人早已不在高墙内树影下生活了，进入树影下的反倒是那些怀着各种各样心理的旅行者、朝拜者，和孔氏毫无瓜葛。我好几次抬起头，试图透过树影窥见头顶的青天，可是孔府接收阳光是那么的有限。这在我后来匆匆穿过孔庙的神秘和森严、孔林的枯寂和荒芜，目击那十万余树影下密集的坟茔时，我终于明白过来，是什么汇聚在树影之下。我还看见了那些风雨中面容残沥的翁仲，或蹲或倒的石兽，岿然不动，它们是在回望过去的鼎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