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是文化对话的前提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中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在治国上，要做到海涵大量，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提倡包容、立足和谐的时代，多是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社会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关系相对缓和，民众生活安宁平静的时代，多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企图垄断真理、垄断思想、垄断言论、垄断利益的现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包容，拒绝交流，这样的立场、态度、做法，曾使民族陷于巨大的灾难，导致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争斗纷至沓来，后果极其严重，教训至为深刻。

    可惜，直到今日，那种排他性的文化追求、同一性的文明取舍，依然还有市场。在一些人那里，文化自大症，文明优越感，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他们总以为真理在握，总是热衷于扮演“教师爷”的角色，总是喜欢占据着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对其他国家与其他民族指手画脚。这样一来，导致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弱势一方来说，他们主张对话，却无法赞成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对话；他们希望交流，却难以认同只有被动妥协式的单向型接受。所以，这种罔顾历史教训与文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仅无益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而且也会阻碍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在对中国发展道路怀有疑虑、对中国现实政治抱有抵触、对中国文化传统展示存有偏见的人之中，真正持敌视的立场与态度、总在“妖魔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之所以会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包容的思想有关。因为没有包容之心，就很难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意愿，很难去理解并接受异质的文化，就一定会常常处在隔膜与误解之中，也就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去认同并开展正常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老子有云：“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王弼释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其中所揭示的包容之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值得令人思考与借鉴。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们也要明白：“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各美其美”而不能“美人之美”，甚至还竭力丑化他人，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美美与共”的。我们更要警惕：不能在包容中迷失自我，“包容”不能成为迷失自我的迷魂汤，包容与坚守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

    衷心期待，“包容”能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良性互动、共谋发展的一项价值层面上的指导原则。

    （选自《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24版，作者纪宝成）

    原始的象形文字，有时称为绘画文字，有时又称为文字画，这样含混的名词，对于字与画的关系，很容易引起误会，是应当辨明一下的。

    一切文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有文字的作用。但是，绘画与文字仍然是两件东西，它们的外表虽相似，它们的基本性质却完全两样。一幅图画在作者的本意上，决不会变成一篇文字，除非它已失去原来的目标，而仅在说明某种概念。绘画的本来目的是传达印象，而文字的本来目的则是说明概念。要知道二者的区别，最好是看它们每方面所省略的地方。实际上便是最写实的绘画，对于所模拟的实物，也不能无所省略，文字更不用说了。往往为了经济和有效的双重目的起见，绘画所省略处正是文字所要保留的，反之，文字所省略处也正是绘画所要保留的。

    就中国的情形论，文字最初虽非十足的绘画，后来的发展却和绘画越走越近。这种发展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和绘画本身的发展过程完全相合。两个阶段（一）是装饰的，（二）是表现的。

    离甲骨略后而几乎同时的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比甲骨文字来得繁缛而更富于绘画意味，这些我从前以为在性质上代表着我国文字的较早阶段，现在才知道那意见是错的。镌在铜器上的铭辞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根本是两种性质上的东西。卜辞的文字是纯乎实用性质的纪录，铭辞的文字则兼有装饰意味的审美功能。装饰自然会趋于繁缛的结构与更浓厚的绘画意味。沿着这个路线发展下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流行于战国时的一种鸟虫书，那几乎完全是图案，而不是文字了。字体由篆隶变到行楷，字体本身的图案意味逐渐减少，可是它在艺术发展方面的途径不但并未断绝，而且和绘画拉拢的更紧，共同走到一个更高超的境界了。

    以前在装饰的阶段中，字只算得半装饰的艺术，如今在表现的阶段，它却成为一种纯表现的艺术了。以前作为装饰艺术的字，是以字来模仿画，那时画是字的理想。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字，字却成了画的理想，画反要来模仿字。从艺术方面的发展看，字起初可说是够不上画，结果他却超过了画，而使画够不上它了。

    字在艺术方面，究竟是仗了什么，而能有这样一段惊人的发展呢？理由很简单。字自始就不是如同绘画那样一种拘形相的东西，所以能不受拘牵的发展到那种超然的境界。从装饰的立场看，字尽可以不如画，但从表现的立场看，字的地位一上手就比画高，所以字在前半段装饰的竞赛中吃亏的地方，正是它在后半段表现的竞赛中占便宜的地方。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文字的本质与绘画不同，所同的只是表面的形式而已。

    评论书画者常说起“书画同源”，实际上二者恐怕是异源同流。字与画只是亲近而已。因为相近，所以两方面都喜欢互相拉拢，起初是字拉拢画，后来是画拉拢字。字拉拢画，使字走上艺术的路，而发展成我们这独特的艺术——书法。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人画。

（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学散步丛书《回望故园》，有删节。）

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指公元前8至2世纪这六百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

    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中国文明的诞生相对较晚，但也早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相当发达了。夏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至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有大量青铜器传了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流传至今；公元前11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周是更伟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西方文明最终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

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非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

    古希腊曾是一片荒蛮之地，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同样的，希伯来人的先祖在两河流域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时兴的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老子、孔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阮炜《如何看待“轴心时代”？》，有刪改）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孩子们“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玩网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家常便饭”。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其危害在于“沉迷”。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流行趋势”，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伍了、掉队了，于是跟风攀比，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其次,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戏成瘾的危害，有些更是打工在外，鞭长莫及，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束，“放养”之下“游戏瘾”则野蛮生长；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不够、协作不强，孩子的课外时间出现了引导“盲区”和管理“真空”；最后，部分企业和工商个体，以出租手机、出卖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诱导青少年沉迷游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在逐渐滋生的游戏热上“加了一把火”，恶劣影响愈演愈烈。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 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等做法，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 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沉迷网络教育，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从而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玩电脑就是聊QQ、玩游戏；部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有效益控和管理，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长此以往，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对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娱乐。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素养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创造价值，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

(选自《人民日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