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守宰（宰：地方官），摄制四海，适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后乃谋臣献画（计策），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治，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滑（凶恶狡猾之人）时起，虐害方城，失不在州而在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唐朝在政治运行机制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做得比较好，通过制度变化，使政务运行更加合理，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在牵制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严密的体系。

——摘编自《中国政治文明运行机制路径与选择》

材料四：明太祖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明太祖）罢丞相始也。”

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一：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来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物质基础。齐鲁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

——摘编自张岂之《文明起源与炎黄时代》

材料二：春秋时期的齐鲁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唐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因为有此认识，所以唐太宗能说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和“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简宽”之类话语。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他对边疆少数民族并非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据《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编写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成因探析》

材料二：康乾时期，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亶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闭关自守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

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