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尊严

王永光

    ①将近“五一”小长假，来银行取钱的人挤满了大厅，一个接一个取钱、存钱、转账的，忙得我头都要大了。这天快中午的时候，一个30岁左右民工模样的男人在被我叫了号以后凑上来，一个20多岁的女人也紧跟过来。我生气地脸一黑喝道：“排队，叫了号再过来。”可是那女人还是没有回转的意思，民工兄弟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我们一起的。”

    ②他把银行卡递进来说：“取点零花儿。”我一下子就急了：“取小额到外面自动取款机上去取！”他一脸难为情地说：“我们就在这里取吧，排了半天队了。”

    ③“给你说了到外面去取、到外面去取，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急了。

    ④可那民工兄弟还是坚持在窗口取。“天！我服了。”没奈何，只好把银行卡接了过来，没好气地说：“取多少？”

    ⑤民工兄弟说：“看看里面还有多少钱。”

    ⑥在密码提醒后，他输入了密码，我的脸一下子绿了……

    ⑦怪不得他非要坚持在这里取，因为那卡上的钱在自动取款机上根本就取不出来。我有些嘲笑地说：“还有37元6角——”我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大厅里的所有人应该都听得倍儿清楚。

    ⑧只见民工兄弟脸一红：“那……那就取30吧。”

    ⑨我心里想：取这么点儿钱还折腾我，也叫你丢丢人。不一会儿，我把30元钱丢给了男人。

    ⑩这时中午替班的来了，我交了班以后，匆忙去了街对面的一家面馆，因为我早就饿坏了。

    可是走进店里，却发现那民工兄弟和他的女人也在里面，女人的面前摆着刚刚盛好的一大碗“担担面”，而男人的面前则是一碗亮亮的白开水……

    女人手里拿着筷子，却怎么也不见落进碗里，表情阴郁。民工兄弟见我走了进来，一下子红了脸，向里面转了一下头，大概是因为刚才在银行里的窘态，有些害羞。

    我也忙知趣地快走几步来到吧台对老板娘说：“来一小碗担担面，打包带走。”在等面的几分钟里，我听见民工兄弟低声对女人说：“吃吧，你吃点吧！不为自个儿，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声音里明显带着哀求。我侧眼一看才发现女人是个孕妇。“我知道这事儿怨我，我不该把攒的钱借给刘三儿，可人家刘三儿他爹在医院里等着救命呢，你叫我说个啥？本以为过年老板还能给咱发两千，谁知道工地被质监局查封。吃吧。吃了这碗面，咱就回家，搭大志的货车走……”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脸也跟着一下子红了，后悔不明真相的自己刚才那么对他。

    我拿了面，塞给老板娘15元钱，小声对她说：“再给西边最北头那张桌子上碗面，我结账！我老家一个兄弟。”然后快步跑出了面馆。

    我不想当面说清，是不想让民工兄弟再难堪。他是个好人：是个同伴遇到难处会毫不犹豫帮一把的好心人，是个懂得疼老婆、对孩子负责的好男人。而我需要做的不是堂而皇之的施舍，而是必须替他好好维护他那份虽然艰难、但却高贵的——爱的尊严。也让他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和他一样的好心人，让他可以有信心、有勇气把内心那份爱的尊严继续下去、坚持下去……

母亲的文化

    ①母亲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换换水土，她来了。说也怪，她到后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质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可她却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

    ②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天真着，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他不懂趣味，破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

    ③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间，我正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籍。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啊，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是不听他的，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康有为，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啊。”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

    ④“刘老根大舞台”在哈尔滨每晚都有演出，场面很火爆。我约母亲一同去看，她说：“那东西有什么看头？就是耍嘛！”她说她受不了这个。不过她没有拗过我，有一天，我还是把她拉到剧场。虽然不是周末，但上座率还是很高。母亲说得没错，演出一开始，演员就朝观众要掌声，有的还蹦下台，在观众席中怂恿观众鼓掌。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母亲再次堵起了耳朵，一剖痛苦状。演出只到半程，当又一位演员出场后耸着肩膀嬉皮笑脸地要掌声时，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对我说：“咱走吧！”我也没有料到演出是这样，赶紧跟着她出来了。出了剧场，她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怎么样？我说就是个‘耍’嘛。再坐下去，我都要犯心脏病了！”．

    ⑤有一天，我和母亲黄昏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森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过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打井所到的。这背后透视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住了，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里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前台上热闹地和观众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⑥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啊。”

    ⑦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啊。

（有删节）

姥姥的蚊帐

叶倾城

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搭汽车、转火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我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姥姥：“蚊帐是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不画图怎么说得清？”已经荣升为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飞针走线改造购物袋，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我和姥姥的蚊帐扯上关系，是30年后的事。那几年，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三度治装，是笔很不小的开销，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就是毛巾，还有这一床蚊帐，我妈给我的时候千叮万嘱：“这是我上大学时姥姥给我做的，你爱惜着点儿。”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就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给这么密不透风地一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____。它在我头顶上，穹庐似天，阴阴欲雨。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洁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大家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

“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是故纸堆、旧窖藏、米烂陈仓的色调。

它很快就裂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体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了目：确实不堪用了。于是，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

上大学是不是非得有一床蚊帐？我妈当年的行为，算不算虚荣心作祟？我猜姥姥没想那些，她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没有，这不丢人，人家有，我妮（女儿）也可以有。

输人不能输阵，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尽其所能，竭尽所有。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我妈，从学生到人妇人母，从武汉到东北再到武汉，走过多少城市又换过多少住所，八千里路，云来月往，她一直带着这土布蚊帐，到最后给了我，是希望它发挥最后一次余热吧。它果然做到了，物若有灵，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两边老人，三个孩子，无数沾亲带故的农村亲戚。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电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我长期穿姐姐们穿剩的衣服，我妈硬有本事把它们处理成华美的绲边。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她为我们打理一切，正如她的母亲为她。我在物质上明明是贫瘠的，我却从来不曾感觉到寒酸卑微。贫穷不是耻辱，但活得不体面才是。展示匮乏如同展示结痂的创口，非我家风。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姥姥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人生更丰盛富饶。

是的，姥姥的蚊帐，我的文章，都是我们能给子孙的，含笑而略带酸楚的爱。

喜悦之瓷

明前茶

①在景德镇的一座小山上，我见到小许的工作室，是三间荒僻的平房，没法装空调，夏有酷暑，冬有严寒，而相比于冬日的严寒，小许宁可忍受夏天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原因只有一个，夏天，水更软，和出的瓷泥更为温润轻透。严冬和出的瓷泥是寒而涩的。小许在景德镇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7点开始做事，拉坯、晾干、画釉，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晚上10点。

②我去的那天，她在为花瓶和水杯、碟子画图案。做好的素坯已经晾干，她正一笔笔往上画牡丹、野菊、金鱼，从河流的深处往上生长的水草。这些充满自然生趣的事物，一一攀附在花瓶的瓶口，茶壶的壶盖与壶身的衔接处，攀附在小小的猪口杯上，攀附在盛小菜的荷叶碟上。碟子都有卷起来的边，仿佛能撩动一片新叶生长起来的鲜嫩、伶俐、快适的精神。荷叶碟上绘有家常品种的金鱼，鼓眼泡、鹤顶红，鱼身是变幻莫测的橙红与橙白，头背与尾鳍之上，撒有少许鲜红与亮黑的斑点，是我们这代人平房水缸里常养的土金鱼。画在一片荷叶上，竟也有“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韵味，而古老家常的金鱼品种，此刻竟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追怀来。

③小许是台湾人，15岁时拜90岁的老师学艺做瓷，光是揉泥就足足揉了3个月，“手糙如35岁，手臂足有现在的两倍粗”。成年后留洋学版画和油画，之后，她来到景德镇，只一眼，就被这里的青瓷和釉下彩迷住了。她开始留下来画瓷、烧窑，就像一尾丧失记忆的咸水鱼重新游进了海洋，那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和风暴，在找寻到归宿的喜悦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④在做瓷画瓷的十几个小时里，只有拉坯机发出过沙沙的声响。小许曾说过，拉还要的是一口中气，越是拉大坯，中气越要充沛，开口闲聊，中气就不足了，把釉彩画到素坯上，也要有全然的信念和执着。状态一般时，做二三十件瓷，可能只有一两件如意，其他不满意的，小许都会用榔头砸掉。

⑤因此在画瓷之前，小许会敛神静气，用毛笔写两首小诗。她倒很少抄现成的唐诗宋词，那些大白话一样的小诗，像露珠一样透明天真的闲情，完全是她当日心情的写照，比如：“鼻头微微出汗/才知已是早夏/七彩花叶浓了/南风便引我入园。”格律并不工整，书写在碗碟上，却是那些闲游的金鱼和诱人的瓜果们最好的陪衬

⑥小许画瓷烧瓷时，她在上海开的瓷器店就暂由她弟弟看管，那是文艺青年们到上海的里弄必去追慕造访的景点。见不到女主人，喝不上她亲沏的茶，拜访的兴味好像也淡了不少。小许的弟弟就淡淡地笑：“姊姊再有5天就回来了，你可等得？最近她画了很多南瓜花。”

⑦还真有人到苏杭一带转个三四天，临去时再回上海，就为从小许手上买一对碗，或一对猪口杯，看她只以一小截棕麻绳、印有她书法的一小片牛皮纸，以及青花图案剪成的迷你平方，把那碗杯捆扎成艺术品。那正是江南已近失传的捆扎手艺，也是当年老上海精细生活的灵魂，现在，它在一名台湾小女子手中复活了。

③也是奇怪，小许一回来，满架满屋的光器仿佛都活了，你买一个花瓶、一个碟子，小许都记得酝酿这种器形、这种图案的种种心绪，她就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许有一天，她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配上她满手都是泥巴和釉彩的照片。

⑨瓷上的旖旎风情，都诞生于不计成本和充满汗水的劳作中。

（选自《读者》）

    ⑤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   

    ⑥但他也偶有使我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⑦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

——《藤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