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

    在西方国家，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可以叫做“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学者文化和通俗文化”。在所有的社会里，有一种属于少数上层文化人的文化传统，叫做“大传统”，它是经学院、寺庙的教育而形成的，哲学家、神学家等其他文化人的这个传统，是有意识培养和延续的产物，主要是通过有计划的设计过的教育而传播；但是，还有一种属于非文人的文化传统，它产生于日常生活，而且这种传统也没有人专门去培养和发展，它是自然生成的。

    这种说法，在中国也大体适用。大传统在中国古代是由私塾、学校、书院的教育来传播的。现在受过新式学校教育的人可能会看不起私塾，虽然那些私塾先生很早以前就常常是文学讽刺的对象，比如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嘲笑先生摇头晃脑念“金笸箩”，但是，他们实际上在文化传播中是最重要的。这个大传统，就通过一些有财产、有教养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上层社会的通行规则，逐渐建立起来。在古代中国，一个在这样传统里生活的人，从小就受家塾教育，从小就读经典，长大考经典，成人以后按照经典的礼仪规则参加社会活动，依靠书信、诗词往来的必要知识，就形成互相认同的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举止、谈吐是他们互相认同的标志，这个传统的延续，也由一代一代的教育来保证，同时，他们还通过科举考试、婚姻关系，使这个阶层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

    而民众有民众的传统，我们不要以为民众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书本的、抽象的、学校教出来的“知识”，实际上他们有另一套“知识”。这些知识构成小传统，而这些知识主要通过一些途径来传播。

    乡土中国在几千年里已经形成一些习俗和规则，像亲与疏、责与戏、荣与耻、好与坏、怎么对人、如何做事，一个人在家中、在乡下、在和小时同伴一起玩的时候，就渐渐受到这样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无形的。

    这些不识字或识字有限的人，也会受到文化阶层的影响，比如识字的人讲一些通俗的书，如福建的“礼生”、北方的“乡秀才”，在乡村是很尊重的，古代中国乡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对读书人的仰慕和尊敬。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的知识和道理，被记录在民间善书、皇历、家族规约等里面。有时，乡村学校教书，在教书中间，不知不觉就把这些道理和知识传到了下层社会。

    在农村的节庆日、祭祀日等，会有祠堂、婚礼、丧葬等仪式，那些仪式就告诉人们祖先的重要性，而祖先的重要就意味着家庭的重要。家庭放大就是家族，家族是互相认同和互相支持的共同体。而仪式上的站位、先后次序，也传达了很多道理，比如男尊女卑、家族关系、父党母党、家族的中心和边缘、道德伦理的报应等。

    乡村生活中很重要的，还有演戏、说书之类的娱乐活动，戏文、故事很有用，常常把最通俗也是最简单化了的伦理道德规则传达给大众。比如“四郎探母”，其中就有家庭与国家、个人、爱情和民族大义之间的大道理；“十五贯”，就有关于偷盗等的因果报应问题；“隔江救阿斗”，就传达了忠义的伦理。看了戏，人们就接受了这套知识和道理，他们常常会引用戏文说事，也会引用戏曲故事来教育小孩子。

所以，古代中国民众的小传统和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节选自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有删改）

    文学衰败缘于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注定要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尽管当前文坛充满垃圾，但文学本身不是垃圾，它是飘荡于人类精神空间的伟大幽灵，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寄主。历史上，文学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催生了“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

    现在，文学已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即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影像史诗。越过银幕和音响系统，不难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此外还有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互动的数码艺术，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批评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瑰丽的“物种”。不要为它的“旧茧”而感伤，要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修正美学偏见，对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节选自朱大可《文学：寄主的变迁》，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机器人医生的未来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

    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近年来，在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虐待生命的现象。不管是自杀、校园暴力还是残害动物，都折射出了当今部分青少年的情感荒漠，以及对生命的漠视与践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我国的生命教育不够有关。

    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只有生命存在，才会有人的其他价值的创造、实现和评估。具体地说，人的生命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的生命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人的生命的不可逆性；第三，人的生命的基础性。生命的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生命、热爱生命和珍惜生命。就教育而言，最基本的是要教育学生理解生命的价值，懂得尊重生命。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忽视了具体实在的生命教育，难以使孩子们养成对具体生命，即对大自然、家人、邻里、同学等的爱心与同情，也无法收获爱心所带来的真诚回报。

    如果说生命价值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是倡导生命教育的内在依据，那么生命意识的彰显则是开展生命教育的现实背景。就宏观而言，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的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贫困、疾病和犯罪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销蚀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就微观而言，一方面，孩子、中青年人甚至老人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另一方面，人们在就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面前，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这些都使人体会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有一种无所适从感。

    国外一些专家学者指出，人类要幸免于难，就必须从内心深处改变，即从生命教育做起。因为只有找到自己的心安之路，生命才有所皈依。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并且在美国倡导和实践生命教育思想。日本于1989年修订的新《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

    所谓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滋养学生的关爱情怀，激发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它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保存生命的教育，即生存教育；第二，发展生命的教育，即生命价值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及其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珍惜和敬畏生命，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第三，死亡教育，让学生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对亲朋的伤害，使学生对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打击、挫折、损失有所准备，从而更加珍惜生命。与其他教育一样，生命教育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实施与开展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摘编自张云飞《呼唤生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