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干栏居

    干栏居是一种将房屋用桩柱架离地面的宫室形式。《新唐书·南平獠传》称：“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说文》中的“泽中守草楼”也应是干栏形式，与其认为干栏居是巢居的演化，倒不如说干栏居就是巢居的一种较高级形式，并且与楼阁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

    干栏居以下部架空的桩柱或“干栏”得名，但与上部房屋的结构形制并无确定关系，故就整座建筑而言，干栏居并不能算作一种结构类型。

    浙江余姚河姆渡，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第四期原始聚落遗址上，发现了现知最早的干栏居遗迹。桩柱可分为圆桩、矩形桩和板桩等，直径或边长在10~20厘米之间，入地60~80厘米。桩柱上用主梁和次梁架起厚约10厘米的地板，一般高出地面80厘米到1米左右，地板以上的房子为“长屋”形式，进深约7米，檐下还有宽约1.1米的室外走廊。

    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屋”，是长江流域史前的一种特殊的家族聚居形式，即以家族长辈的房子为中心，左右毗连的小辈房子“一”字形延伸开来。河姆渡干栏居的长度约30米，而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安徽尉迟寺长屋遗址长达25间，有80米左右，浙川下王岗长屋遗址竟长达100米左右。此外，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干栏居（相当于商代），主体建筑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

    干栏居也可建于水面上，如湖北蕲春毛家嘴遗址（相当于西周），便是在水塘上立桩架屋的。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结构构件结合部位，是一种榫卯的结点构造。梁与柱的交接，是在梁端或柱端做出榫头，有燕尾榫和销钉榫等，较之巢居的绑扎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板之间的连接已用企口技术。这种榫卯构造在蕲春毛家嘴干栏居遗址中用得更为娴熟。榫卯就迄今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于河姆渡的干栏居遗构中。

    干栏居及其长屋，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等古代稻作文化圈中，并一直沿用到近世。从河姆渡遗址中的榫卯构造可以推定，中国古代木构宫室产生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在长江流域，这里的宫室建筑以先进的榫卯构造方式，取代了原始的绑扎构造。

（节选自《中华文化通志·建筑志·宫殿建筑》）

    设计股权激励机制的起点是基于人性。

    自古以来，对于人性本源善恶的争论便没有标准答案。“人性本善”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师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又有荀子“性恶论”与之相悖。西方传统经济学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的《六项精进》中，也强调了“积善行、思利他”。那么到底在设计股权激励机制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依据“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呢？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股权激励第一人、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有他独特的理念。他认为人性是同时具有自私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在企业管理中，重点在于对人的引导，通过好的机制设计，引导人将自私与利他结合。好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好人”变成“坏人”，人性本矛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72岁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教授用他的学术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达到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经邦集团17年丰富的案例积累告诉我们，成功的股权激励各有各的特点，但不成功的股权激励往往存在共同点——员工未出资。员工出资是股权激励成功的必要条件，它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关键环节。所以如何避免股权激励方案的失败，增加成功的机率？薛中行强调在于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环节的重点——员工是否出资。

    薛中行认为人是一个兼具自利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对自身选择也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忠诚度？是股权激励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好的股权激励方案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员工出资环节。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理论更是与薛中行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心理账户理论，也能完美的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初始状态”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同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已经持有的资源更加看好，不会轻易放弃。就像股民炒股，即使股价下跌，也不会轻易抛售手中已有的股票。所以员工出资认购企业股权之后，便不会轻易离开企业，会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心理账户理论从专业学术角度揭示了出资环节对股权激励成功如此重要的原因。

    股权激励机制成功的关键，要让员工掏出“真金白银”！

（选自《股改的真谛》，有删改）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周制、尚文、礼乐是一组连续性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推崇周制，原因在于它的尚文，即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则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有一套贯通天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首先，就礼乐与人内在精神欲求的关联看，它是“尽精微”的。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礼乐在人心灵深处的奠基性。其次，就礼乐与天道自然的关系看，它是“致广大”的。《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将礼乐看作了充塞天地、洋溢万物的普通概念。

    那么，在心灵的精微与天地的广大之间，礼乐如何存在？礼分为礼制、礼仪、礼容、礼器等诸多维度，乐则可分为乐德、乐语和乐舞。在礼乐之间，礼为人的行为建立秩序，为了使这种秩序洋溢出生机活力，要以乐弘礼；乐作为使人性释放的力量，则极易导致人欲的泛滥，所以又要反过来以礼节乐。礼与乐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塑造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至孔子时代，诗与乐分离，礼乐并举被进一步具体化为诗、礼、乐三分。个体的成人之路和国家的致太平之路，统一被规划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式的三段论。这样，在由周制、尚文、礼乐、诗礼乐等一系列概念规划的价值体系中，又进一步显现出一种阶梯式的上升之路，即在诗、礼、乐之间，存在着次第性的超越关系，乐境代表了理想政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

    至此，我们当能总结出一个儒家政治次第上升的价值序列：首先，在礼乐与刑政之间，刑政是现实性的，礼乐是理想性的；其次，在礼乐之间，乐对礼具有超越关系。再次，春秋晚期，虽然诗与乐发生了分离，但在根本意义上，中国上古时期的诗、乐、舞是不分的，它们共同归属于“乐”这个大概念。据此，如果说“乐”代表了中国政治追慕的最高境界，那么理想的政治也必然是被富有乐感的艺术表征的政治。

    从以上分析看，礼乐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它既具有内在的深邃性和饱满性，又具有外在的弥漫性和上升性。就其深邃性而言，它奠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即“人不能不乐”（《荀子·乐论》）。就其饱满性而言，它以诗、礼、乐、舞等艺术方式诉诸人间教化，使现实世界成为一个被诸种艺术元素配置而成的美好世界。就其弥漫性而言，礼乐不仅规范人世，也通达自然，从而使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成为一种贯通天地人神的宇宙精神。就其上升性而言，礼乐在世而超越。按照儒家的三世说，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进化，其中的“太平世”正是礼乐政治最终实现的时代。据此来看，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

（选自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有删改）

即使是娱乐，“粉”什么也很重要

    时下，粉丝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所谓粉丝，又叫追星族，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也有可能是物），产生了非比寻常的认同之感与钦慕之情。这种对优秀人物或事物的钦慕与追随，说起来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古已有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据载唐朝有一个荆州人叫葛青，仰慕白居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至于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歌，共刺了30多首，想一想都怪吓人。

    诸如此类的粉丝行为，历史上真是绵绵不绝，但是到了今天，已不再是“不绝”那么简单了，而是发展成了一股潮流，人多势众。

    数量上的扩充只在其次，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角色转换。粉丝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仰慕者与追随者了，而开始变成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粉丝们的行动越来越有组织性与策略性。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一夜之间爆红的邮筒，只因某位明星偶然间与它合了一张影，随后大批的粉丝蜂拥而来，夜以继日地自觉排队，只为了也跟那无辜的邮筒合一张影。这是无聊吗？是空虚吗？恐怕都不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粉丝们正是要以这种吸引社会关注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这位明星是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仿效。在追星或造星过程中，粉丝们享受的是自己的审美趣味能够成为流行的那种满足感。

    粉丝文化让年轻一代的蓬勃生机与巨大诉求呈现在了社会面前，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芜杂与浅显的特点，像现在荧屏上流行的小鲜肉、中性美，就常常引来社会的质疑与诟病。但是年轻粉丝们积极的参与意识、表达审美风格的强烈诉求，以及强大的行动力与高度的组织性，却让人无法等闲视之。粉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无不对时代的时刻变化产生的影响，也让人难以对之骤下判断。毕竟，任何的文化形态都会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芜杂到精致的发展过程，任何的文化形态又都要能够包容或者说直面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冲动与诉求。文化是最不怕交融的东西，交融反而会让文化变得更加茂盛与强健，这是粉丝文化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原因。

    但是，时下的粉丝文化背后，又往往闪动着资本的影子。资本力量的介入，常使粉丝行为不再那么简单与纯粹，有时候表面上的自发自为，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营销，这就让人觉得粉丝文化变了味。而且，表达审美诉求虽是无害的，但若像一些铁杆粉丝天天追着明星跑那样沉溺其中，贻误正业，就是得不偿失了。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职业上没有尊卑之分，但是在精神文化的领域，又确实有高下之别。既然粉丝的主体是年轻人，那么在选择文化偶像的时候，选谁不选谁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人生的文化品位与取向。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误乐时代”里，真心希望粉丝们多“粉”一些娱乐之外的更有底蕴的人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