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师

萧乾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火，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象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一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似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包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当”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做噩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目光炯炯的老鹰，“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当有人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细高挑个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与周瑜相遇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个纵马驰骋、英气逼人的三国时的周瑜。

    那晚，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河岸上。凉而湿的水气朝我袭来，我不知怎地闻到了一股烧艾草的气息，接着是鼓角相闻，我便离开河岸，寻着艾草的味儿和凛凛的鼓角声而去，结果我见到了一片荒凉的旷野，那里的帐篷像蘑菇一样四处皆是，帐篷前篝火点点，军马安闲地垂头吃着夜草，隐隐的鼾声在大地上沉浮。就在这时，我见到了独自立在旷野上的周瑜。

    周瑜也注意到了我，因为在这旷野上，睁着眼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周瑜。

    我见到了我最想见到的一个男性，那一瞬间我说不出话来，我见到亲密的人时往往都是这个表情。

    周瑜身披铠甲，剑眉如飞，双目炯炯，一股逼人的英气令我颤抖不已。

    “战事还未起来，你为何而发抖？”周瑜说。我想告诉他，他的英气令我发抖，只有人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才令我发抖，可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又有什么战事要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安营扎寨，这么使周瑜彻夜难眠的战事，一定非同一般。短兵相接，战前被擦得雪亮的军刀都会沾有血迹。只有刀染了血迹，战争才算结束。

    周瑜并没有在意我的发抖，而是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便明白了艾草味的由来。可是先前所闻的鼓角声呢？周瑜转身走向帐篷时，我见到了支在地上的一面鼓，号角则挂在帐篷上。他拿起鼓槌，抑扬顿挫地敲了起来，然后又吹起了号角。他陶醉着，为这战争之音而沉迷，他身上的铠甲闪闪发光。

    我说：“这鼓角声令我心烦。”

    周瑜笑了起来 ， 他的笑像雪山前的回音。他放下鼓槌和号角，朝我走来。他说：“什么声音不令你心烦？”

    我说：“流水声、鸟声、孩子的吵闹声、女人的洗衣声、男人的饮酒声。”

    周瑜又一次笑了起来。我见月光照亮了他的牙齿。

    我说：“我还不喜欢你身披的铠甲，你穿布衣会更英俊。”

    周瑜说：“我不披铠甲，怎有英雄气概？”

    我说：“你不披铠甲，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不再对话了。月亮缓缓西行，篝火微明，艾草味由浓而淡，晚风将帐篷前的军旗刮得飘扬起来。我坐在旷野上，周瑜也盘腿而坐。

    我们相对着。

    他说：“你来自何方？为何在我出征前出现？”

    我说：“我是一个村妇，我收割完芦苇后到河岸散步，闻到艾草和鼓角的气息，才来到这里，没想到与你相遇。”

    “你不希望与我相遇？”

    “与你相遇，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说。

    “难道你不愿意与诸葛孔明相遇？”

    “不。”我说，“诸葛孔明是神，我不与神交往，我只与人交往。”

    “你说诸葛孔明是神，分明是嘲笑我英雄气短。”周瑜激动了。

    “英雄气短有何不好？”我说，“我喜欢气短的英雄，我不喜欢永远不倒的神。英雄就该倒下。”

    周瑜不再发笑了 ， 他又将一把艾草丢进篝火里。我见月光微微泛白，奶乳般的光泽使旷野显得格外柔和安详。

    我说：“我该回去了，天快明了，该回去奶孩子了，猪和鸡也需要喂食了。”

    周瑜动也不动，他看着我。

    我站了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开周瑜。走前我打着哆嗦，我在离开亲密的人时会有这种举动。

    我走了很久，不敢回头，我怕再看见月光下周瑜的影子。快走到河岸的时候，却忍不住还是回了一下头，我突然发现周瑜不再身披铠甲，他穿着一件白粗布的长袍，他将一把寒光闪烁的刀插在旷野上，刀刃上跳跃着银白的月光。战马仍然安闲地吃着夜草，不再有鼓角声，只有淡淡的艾草味飘来。

    我伸出一双女人的手，想抓住他的手，无奈那距离太遥远了，我抓到的只是旷野上拂动的风。

    一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枕着一片芦苇见到了周瑜。那片芦苇已被我的泪水打湿。

（选自《小作家选刊》，有删改）

【注】《与周瑜相遇》是迟子建的一篇著名小小说，获得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胖子和瘦子

【俄】契诃夫

    在尼古拉铁路①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位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

    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②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那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道，“这是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的？”

    两位老朋友互相拥抱，一连吻了三次，然后彼此看着对方泪汪汪的眼睛。两个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接吻后瘦子开始道，“真没有料到！简直喜出望外！哎，你倒是仔细瞧瞧我！你呢，还是那么一个美男子，跟从前一样！还是那样气派，喜欢打扮！咳，你，天哪！噢，你怎么样？发财了吧？结婚了吧？我已经成家了，你看……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尼亚③，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摘下帽子。

    “中学同班同学！”瘦子接着说，“你可记得，同学们当时怎么拿你开心的？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④，因为你用香烟把公家的一本图书烧了一个洞。我的外号叫厄菲阿尔特⑤，因为我喜欢告密。哈哈……当时都是小孩子哩！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走过来呀……噢，这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朋友，问道，“在哪儿供职？做多大的官啦？”

    “在供职，我亲爱的！升了八品文官，已经做了两年了，还得了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金不高……咳，去它的！我妻子给人上音乐课，我呢，工作之余用木料做烟盒。烟盒很精致！我卖一卢布一个。若是有人要十个或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给他便宜点。好歹能维持生活。你知道，原来我在一个厅里做科员，现在把我调到这里任科长，还是原来那个部门……往后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噢，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对，亲爱的，再往上提，”胖子说，“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有两枚勋章了。”

    刹那间，瘦子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但很快他的脸往四下里扭动，做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容。似乎是，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直冒金星。他本人则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他的那些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也在缩小，皱眉蹙额……他妻子的长下巴拉得更长，纳法奈尔垂手直立，扣上了大衣上所有的纽扣……

    “我，大人……非常高兴！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忽然间，青云直上，成了如此显赫的高官重臣！嘿嘿，大人！”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了眉头，“何必来这种腔调！你我是儿时朋友——何必来这一套官场里的奉承！”

    “哪儿行呢……您怎么能这么说，大人……”瘦子缩得更小，嘿嘿笑着说，“大人体恤下情……使我如蒙再生的甘露……这是，大人，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妻子路易莎，新教徒，某种意义上说……”

    胖子本想反驳他几句，但看到瘦子那副诚惶诚恐、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使得三品文官几乎要呕吐了。他扭过脸去，向瘦子伸出一只手告别。

    瘦子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像中国人那样嘿嘿笑着。他妻子眉开眼笑。纳法奈尔咔嚓一声，收脚敬礼，把制帽掉到地上。一家三口都感到又惊又喜。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

【注】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②一种烈性白葡萄酒。③纳法奈尔的爱称。④古代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三五六年焚烧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阿泰密斯神庙。⑤古代希腊人，曾引波兰军队入境。

（选自《契诃夫文集》）

真实情节

希区柯克

    差不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离开大厦。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好些时候，行人稀少。他等了一下，让几辆汽车过去，然后跨过街道，到了他那部老爷车停的地方。

    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位年轻女子，直到她们开口说话为止。

    “先生。”其中一位打招呼。

    他的视线越过老爷车的车顶望过去，见开口说话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女子，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在她身后的是一位消瘦的黑人女子，年龄和她差不多，只是个子比她高一些。两个人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白色的上衣。

    “有什么事吗？”他问，手在车门把手上停顿了一下。

    “你能搭载我们一程吗？”

    “你们要去哪儿？”他问。

    “圣路易斯。”金发女子回答。

    他本打算在回家途中，去一下圣路易斯旁边的超市。她们的目的地离他要走的路只有几条街。“当然可以，请上车。”他说。

    他上车，伸手打开了另一旁的车门。两人相互谦让谁坐到前座，最后两人都挤到前座。金发女子居中，她的双肩看上去非常光滑，左手肘上刺有一只小小的蝴蝶。

    他发动汽车开上马路，刚要拐弯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时，金发女子突然喊道：“停车！”

    他刹住车靠在路边，发现金发女子正抓着一把猎刀，刀尖离他的喉咙大半尺。

    “把钱交出来。”她压低了声音，声音有点紧张。

    他一时手足无措。“我如果没有钱，还能活着离开这车子吗？”他问，“这是你们第一次出来试试运气，对不对？”

    “你怎么会那样想？”金发女子问。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有点自信。

    “对这种事你又懂什么？”黑人女子带着疑惑而不耐烦的表情。

    “什么都知道，内行得很。”他说着把脸转向金发女子，“就拿你持刀的方式来说吧，它离我的喉咙大半尺。你应该用力顶住我的喉咙或者我的腰部，并且你们应坐在车的后座，这样下手时不容易被发现。”

    金发女子仍举着刀，说：“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他有点得意，“还有两个问题。”

    “是吗？说来听听。”黑人女子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们俩的衣着不当。”

    “你是什么意思？”金发女子问。

    “你们的衣服太薄，颜色太浅。如果你们要用刀的话，必须离得非常近才行，这样容易沾一身血。你们若非用刀不可，得考虑万一碰到对方愚蠢的行为，衣服的颜色暗些容易掩饰血迹。”

    “还有呢？”黑人女子问，“你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

    “是的，另一问题是，你们要的是钱，而不是来找人聊天。你们应尽可能地把钱拿到手，而不应和对方废话太多。你们只要刀一顶对方就告诉他，废话少说，否则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让他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否则如何如何。只要你们做得好，他就会被吓得不敢吭声，不敢磨蹭，不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这时黑人女子已经打开车门下车，金发女子也随着溜了下去，并且把刀收进了包里。

    他点点头，随之劝诫道：“年轻人，正儿八经做事赚钱，少惹是非。”

    “你也一样，别再随便让人搭便车。”金发女子回敬了一句。

    金发女子一关上车门，他就开车一溜烟地跑了。

    他按照原先的计划，在超市买完东西后开车回家，当他进家门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他妻子从厨房里高声问道：“你听起来心情不错，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我把最头疼的一部分写完了。”他回答。

    妻子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他一杯酒。“是不是半途抢劫的那一章？那一章你总觉得不太符合现实。”

    他抿了一口酒，笑着说：“现在我认为够合乎现实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合乎现实。”

（原文有删改）

鞋匠菩子

沙克

    寒风就像冰箱里拿出的快刀，往所有的缝隙里戳着嗖嗖的冷。鞋匠菩子用老式的三块瓦棉帽捂住头和脸，把小区大门外的鞋摊挪到墙角处。

    我把穿了六年多的一双磨砂牛皮鞋递给菩子。这双鞋已被他修补过几次，鞋跟磨塌了他给打上鞋掌，鞋底和鞋帮间脱口了他手工用针线缝合。这次还是让他打鞋掌。我右脚的鞋跟磨得厉害，每年都要给皮鞋打一次右掌，不然走路时脚底往外侧歪。菩子用一只半椭圆形的黑色橡皮掌在鞋跟上试试，又换一个小些的试试，都觉得不满意。他从铁柜子中拿出一个小木盒，翻了个底，找出一块与鞋底同质顺色的马蹄形牛筋掌。不过太大了，形状与鞋跟的磨塌处不相干，于是他用剪刀把它剪成半椭圆形，用锉子把鞋跟磨塌处的灰尘锉掉，表面稍稍锉毛，用黄胶涂抹鞋跟与鞋掌，放到脚边风干一两分钟。

    一阵旋风像水流一样冲过来，被我从头包到腿的大棉衣挡着。菩子的身体似乎歪了一下，鼻涕流到嘴唇上，他撩起蓝布围裙的一角擦掉鼻涕。“你凑合着打个掌就行了，旧皮鞋值不着用功。”我有点替他着急。“那不行，靠手艺吃饭马虎不得的。”一两分钟的空隙里，菩子看到左脚那只鞋子的侧面有一点点绽缝，拿到修鞋机上哒哒哒地缝好。

    然后，他把涂过胶的鞋掌和右鞋跟压在一起，接着，再把残剩的牛筋掌剪下一小块，先用锉子把两面使劲锉毛，锉下来的粉末落在他腿上铺着的帆布上，再用削刀削成扁扁的楔状，两面涂上胶用嘴巴吹一吹，塞进鞋掌与鞋跟间合不拢的三角缝中，再放在铁鞋托上用小钉锤给锤实了。在楔状小块塞进去之前，他已经把帆布上的粉末撮起来撒进三角缝中，这样鞋掌、楔状小块和鞋跟间就粘得严密实在了。

    贴着鞋跟侧面的弧度，他用削刀把鞋掌和楔状小块削平。“好了。”他把鞋子递给我查看。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不用了，拿走吧。”我说，“那不行，你得收钱。”他说，“给两块钱吧。”我说，“给你五块。”他摆摆手说，“打个小鞋掌就两块，对哪个都一样鞋匠菩子

    这是午饭后，没什么人拿鞋子来修，菩子修补着寄放在他这里的一堆鞋子。我没什么事，穿那么多衣服不怕冷，和菩子聊天也不影响他做事。

    “我爸爸有一双在部队时发的军皮鞋，从1948年穿到1977年，我接着穿就是穿不坏。现在的皮鞋连布鞋都不如，像草鞋，几个月就穿坏了，穿年把就得换新的。”我起了话头。

    “过去的军皮鞋是厚牛皮做的，是头层皮，鞋头还衬着钢板，能不结实么。现在的牛皮鞋，是用剥离过几层的牛皮做的，有的薄得像牛皮纸，黏衬上别的仿皮材料，看起来厚实一点，其实吃不住穿的。”菩子答着话。

    “再薄的真皮鞋，也不至于穿半载一年就坏了啊。”

    “现在的做工哪能和过去比，糊弄出鞋样子，表面好看就行。好多皮鞋说是真皮鞋，其实是合成革的材料……”

    菩子扶着鞋摊柜站起来，伸展一下腰身。他只有一米四几，被小儿麻痹症致残的腿根本伸不直。他摸着裤腰上的牛皮带说：“你看过去的东西，是没剥层的牛皮做的，用两代人都断不了。我父亲十八岁时开始用的，用到他死，我又用了三十多年。”他的牛皮带表面像蜘蛛网似的，跟他皴裂的手掌一模一样，连颜色都一样，灰不拉几中带点黄鞋匠菩子 沙克阅读附答案文章鞋匠菩子

    “哎，菩子，假如皮鞋都像过去那么牢固，皮鞋厂和皮鞋店就完蛋了，产量销量要减少几倍。”

    “呵呵，那我做鞋匠的也完蛋了，养不活老婆儿子了。”

    菩子的老婆是个身强力壮的哑巴。他的儿子在职业技术学院读建筑工程专业，是个能说会道的大块头，还在学校的业余拳击队里当队长。菩子特别为儿子骄傲：“我们家原来有五口人，四个是残疾人，父母死了儿子长大了，我也老了，五十九岁了。以后我们家再有五口人时，健康人就占多数啦。”

    我拿起装着磨砂牛皮鞋的塑料袋起身离开。走到小区门口时，想起什么，就又走了回来。菩子坐在那里，埋头摇着修鞋机补鞋子，矮小的身子被鞋摊柜遮得没了影子。多少年来，他一直被鞋摊柜挡在后面。

    “菩子，你坐得偏一些，别让鞋摊柜挡住你的人。”

    菩子乐意接受我的意见。我帮他把鞋摊柜往大广告伞的旁边移了几十厘米，对着马路现出菩子的身体。

（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