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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2017-2018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以理工科见长的知名学府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他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1)、下列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朱自清写作时,先斟酌后动笔,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为“蝉鸣”的细节,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又两次亲自验证,还专门写文章。 B、朱自清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坚持用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C、朱自清教学认真,做事原则性强。他的选修课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却照常讲课考试;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将不称职的图书馆工作职员辞退。 D、文中引用传主自己的话“做事有原则,做人有气节”,还引用了沈从文、叶圣陶等名人对传主的评价,这些引用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权威性和感染力,直接突出传主的不凡形象及其高尚的人格与气节。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表现了朱自清一生认真的一面,也表现了他生活中机械刻板的一面。 B、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他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至今仍为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知名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C、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友人对其外貌的回忆,从一个侧面烘托出朱自清备尝艰辛、极其贫困的生活。 D、朱自清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一方面说明他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在穿着上“节流”,一方面说明他乐观豁达。 E、朱自清退回配购证,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拒绝美国的救济粮,没有向贫困低头,也没有向权势低头,可见其“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节操。
(3)、文章题目是“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可以说朱先生的人格因“生不逢时”而显得更加完美。请结合文本的具体事例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一代人师蔡元培

刘继兴

    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斗士和教育家,尤其是他创造的北大辉煌,历来为人所敬仰。

    他上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同时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将北京大学原来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条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深知,要振兴一所大学,仅靠思想与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本,师资才是最关键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学术上的争论则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处理各方的关系,连最顽固的、拖着一条长辫的教授辜鸿铭也对蔡校长深为钦佩。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治理下,北大容纳了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特别是教师们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都颇具大师风范。如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蔡元培的两袖清风,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伟哉蔡元培!

(选自《天津日报》中《兼容并包 雅量似海:一代人师蔡元培》一文,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王世襄: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田家青

    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 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对于出书他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他曾多次说过,出版著作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会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大案制成后,重近半吨,好不容易请人搬上了六层的公寓。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地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他在此案写就的。他特作了一篇案铭,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环球人物》2015年第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 它为什么吸引着王世襄六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

(荣宏君《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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