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裉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主、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来源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遠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 ， 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

    读完《庄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段文字的译文为：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很生动逼真的一只蝴蝶，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过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我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我的交合与变化。这是齐物论的最后一则寓言，从这则寓言中我看到了庄子精神修养的三层意境。第一个意境：周是周，蝶是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周与蝶为形躯所限隔，生命互不相通。

    而人与外界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存着？这是哲学上的老问题。如果以认知的态度来研究，西洋历代有不少哲学家都持相反的见解。然而，这一见解如果掉到不可认知的范畴时，人与外界的隔离便无法克服了。

    第二个意境：周不是周，蝶不是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庄子不像西方的哲学家一样，他不从认知的立场去追问，他却以美感的态度去观赏。在观赏的同时，发出广大的同情，将自我的情意投射进去，和外物相互会通交感，而入于凝神的境界中，物我的境界消解而融合。浑然成一体。这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绝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来理解。庄子透过美感的经验，藉化蝶的寓言来泯除物我的隔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存在一大和谐的存在体。

    在感官经验里，人因形躯物累的限定，生命精神得不到自由，故周只是周，蝶只能是蝶，是突破不的，也不能相知的。在梦中，形躯物累消解了，纯然是精神生命的活动。在这里生命精神飞扬奔放，是生命精神自我展现的世界。所以，周可以是周，蝶可以是蝶，不管是周梦蝶还是蝶梦周，彼此都消除了经验感观的形躯物累，顿然升越到精神互摄生命交感的意境中，这就是生命的玄理，有无限性。是故周可以是蝶，蝶可以是周。这是彼此都忘了自己，我忘了我是周，他忘了他是蝶，周与蝶才能一体俱化。此为精神修养的飞越历程。

    第三个意境：周更是周，蝶更是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经历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物化”修养，在这一层面偏重了“精神”的修养，这时候的山水是精神上的山水，而不是感官经验所对了物理山水。有了庄周不是庄周的精神提升，此时庄周就可以更是庄周了。因为此时的庄周，不但拥有庄周自身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涵盖了蝴蝶的生命精神。当我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容受他人时，我们的生命气象就不断的超越扩大；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和我们感通的人一起活着，我们关怀朋友，我们生命中就有朋友；我们关爱家庭社会，我们生命中就扩及家庭社会。经历了庄周忘了自己是庄周而以为是蝴蝶，蝴蝶忘了自己是蝴蝶而以为是庄周的精神涵养，就顿然发现庄周仍是庄周，蝴蝶依然是蝴蝶，然而此时的周与蝶是交感互摄的。是故，在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放开自己形躯的局限，忘掉自己的存在，而与万物感通相知，可以使自己更是自己。

（摘自中国论文联盟网《<庄子>读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