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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灯
逄金一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南北纵贯，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采，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丰满荷花的大池塘，那荷花拥拥挤挤却高高兴兴的样子，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站在街口，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一一驿一一街，嗯，走走看。”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馆驿”，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炙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下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铁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最终被逮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得得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多少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气息就萦绕于鼻尖，他那略带低沉的声音就回荡在耳畔。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既为“咽喉”，那么我想，明代“后七子”领袖、大诗人李攀龙（今济南人）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因为他曾在今广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当是必有的步骤。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荚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踩过，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而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外表平凡、平实、平和、平静，而目光久远、沉稳老练、处变不惊。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它们默默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它们，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舟的生命之灯。
（选自2015年第10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