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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灯
逄金一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南北纵贯,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采,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丰满荷花的大池塘,那荷花拥拥挤挤却高高兴兴的样子,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站在街口,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一一驿一一街,嗯,走走看。”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馆驿”,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炙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下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铁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最终被逮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得得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多少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气息就萦绕于鼻尖,他那略带低沉的声音就回荡在耳畔。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既为“咽喉”,那么我想,明代“后七子”领袖、大诗人李攀龙(今济南人)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因为他曾在今广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当是必有的步骤。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荚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踩过,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而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外表平凡、平实、平和、平静,而目光久远、沉稳老练、处变不惊。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它们默默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它们,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舟的生命之灯。
(选自2015年第10期《散文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