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

王安忆

    ①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②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③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④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⑤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⑥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⑦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让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⑧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

    ⑨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选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有删改）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

周国平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乎?面对屏幕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睛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像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有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们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马可瓦多从床上起来觉得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认不出那是几点钟，从百叶窗缝透进来的光线跟平常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都有些不同。打开窗户：整个城市不见了，被一页白纸所取代。定睛再看，才分辨出在白色当中，有一些几乎被涂抹掉的线条仍符合视觉上的习惯：周围那些窗户、屋顶和街灯，全被前一天晚上下的雪盖住了。

    “是雪吔！”马可瓦多向他太太喊着，或应该说张口想喊，但是声音一出来就被压低了。就好像落在线条、颜色和景观上的雪，也落在所有噪音上，减低了制造噪音的可能性；在一个满溢的空间的，声音是不会振动的。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沿途，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在市区路上，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区别都消失不见了，车辆不能通行，而马可瓦多，虽然每走一步就陷入半截小腿，雪水也渗入袜子，但他游走在马路中央，踩踏着花坛，任意穿越路口，东摇西摆地前进。他是自己的主人。

    所有大小道路像沙漠般无边无际的展开，如同夹在陡峭山峰中纯白的峡谷。被覆盖于下的城市，谁知道是否还是同一个，或者在夜里已换了另一个？谁知道在白雪下到底还有没有加油站、书报摊、电车站，或者只是成堆成堆的白雪？马可瓦多一面走一面幻想着自己迷失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中：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同样的仓库。等走进大门口，这位搬运小工惊讶的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在那等着他的，是一枝比他还高的铁鍬。车间主任威利哲姆先生把它递给他，说：“公司前面人行道上的积雪轮到我们铲，也就是说轮到你铲。”马可瓦多环抱着那枝铁鍬转身出去。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于是他发奋工作，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还有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不过他的这种感情，不同于马可瓦多模糊美丽的幻想，而是精确的计算，要清出这么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必须铲掉多少平方米的雪；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直上青云。

    西吉斯蒙多转身看到了什么？一个忙碌的家伙在人行道上东一铲西一铲零乱地用雪把那一段刚清完的行车道又盖住了。他差点昏倒。跑过去用装满雪的铁鍬指着对方的胸口。“喂，你！是你把雪铲下来的？”

    “啊？什么？”马可瓦多惊跳起来，但承认：“喔，大概是吧。”

    “好，那你立刻用你的小铲子把它弄回去，要不然我就让你把它吃干净。”

    “可是我应该要铲掉人行道上的雪。”

    “我要铲的是马路。那怎样？”

    “不然我要放哪里？”

    “你是市政府的吗？”

    “不是，我是Sbav公司的。”

    西吉斯蒙多教他如何把雪堆在路边，于是马可瓦多把那一段马路重新打扫干净。心满意足，铁鍬插入雪中，两人注视着完成的作品。

    “你有烟头吗？”西吉斯蒙多问。

    当他们互相为对方点燃半支香烟时，一辆扫雪车驶过，扬起两大波白浪掉落两侧。在那个早晨，任何噪音都只是窸窣声：等这两个人抬起目光，他们清过的那段又重新盖满了雪。“发生什么事了？又下雪了？”抬眼望着天空。那辆车，转着它的大刷子，已经拐弯了。

    马可瓦多学会把堆雪打压成结实的小墙。如果他一直不断作这样的小墙，便可造出完全属于他的路径，通往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在这些路里都会迷失。重建城市，堆积起像房子一样高的雪山，这样就没有人能辨认真正的房子。也或许其实所有的房子都已变成雪造的了，里面及外表；一个是有古迹有钟楼有树木的雪的城市，一个是可以用铁鍬打散再用另一种模式重建的城市。

    在人行道旁某一处原来就有一堆庞大的雪。马可瓦多正准备整压它以与他的小墙同高时，才发现那是一辆汽车：公司董事长亚伯伊诺的豪华大轿车，全被雪盖住了。既然一辆车和一堆雪之间的差别这么微小，马可瓦多埋首用起铁鍬来雕刻一辆汽车。他雕得实在很好：在两者之间还的确分不出来那个才是真的。为了给这个作品做最后修饰，马可瓦多用上了一些铁鍬挖出的废物：一个生锈的圆罐子作车灯，一片煤气阀让车门有了把手。

    门房、传达员和工友一阵脱帽礼，董事长亚伯伊诺从大门出来。有深度近视眼的董事长，自信地快步走向他的汽车，抓住突出的煤气阀，拉出，低下头连脖子一起钻进雪堆中。

    马可瓦多已经转过街角在中庭清扫。

    中庭的小孩作了一个雪人。“它没有鼻子，”其中一个小孩说。“我们放个什么东西。胡罗卜！”便各自跑回家里的厨房在蔬果中翻找。

    马可瓦多看着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分辨在雪下面的是雪还是被雪所覆盖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情况除外；人。因为他知道我是我，而不是在这里的这个东西。”

    专注于他的沉思，以至于没听到屋顶上两个男人喊叫：“喂，先生，您移动一下位置！”他们是负责除去瓦片上积雪的人。然后在一瞬间，三百公斤的雪迎头落下。

    小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胡罗卜回来。“哇！他们做了另一个雪人！”在中庭里有两个一样的玩偶，站得很近。

    “我们帮两个都装上鼻子！”便把两条胡罗卜分别插在两个雪人脸上。

    马可瓦多，死多于活地感觉到透过那层把他埋没和冰冻的白雪有人送来了食物，便咀嚼起来。

    “我的妈呀！胡罗卜不见了！”小孩们都吓坏了。

    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并不放弃。他还有另一个鼻子可以换：一颗青椒。把它塞给了雪人，雪人狼吞虎咽地把青椒也吃掉了。

    小孩们再试着放上一小根木炭当鼻子。马可瓦多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吐掉。“救命啊！它是活的！雪人是活的！”小孩们全都跑光了。

    在中庭的一角有排放热气的闸门。马可瓦多，迈着雪人沉重的步伐，把自己移到闸门上。雪一块块的溶化，顺着衣服往下流：重新出现一个肿胀并感冒鼻塞的马可瓦多。

    拿起铁鍬，主要是为了暖身，他继续在中庭工作。有一个喷嚏停在鼻头，就停在那里，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来。马可瓦多铲着雪，半闭着眼，而那个喷嚏始终卡在他的鼻尖。突然间：“啊……”，几乎隆隆震耳的：“……啾！”比地雷爆炸还要猛烈。由于空气急剧的变动，马可瓦多被震撞到墙壁上。

    可不是一点小变动：这个喷嚏引起的根本是一个龙卷风。所有中庭的雪扬起，纷飞有如暴风雪，然后被上方的漩涡吸进去，撒入天空。

    当马可瓦多从昏厥中重新张开眼睛，整个中庭都是空的，连一片雪花也没有。在马可瓦多眼前出现的是一如往日的中庭，灰色的墙壁，仓库的箱子，那些日常的多角和满怀敌意的东西。

朗读与呐喊

莫 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