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的战争

老舍

    ①一号搬来了两家日本人，一共有两个男人，两个青年妇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自从他们一搬来，冠晓荷俨然自居为太上巡长，他命令白巡长打扫胡同，通知邻居们不要教小孩子们在槐树下拉屎撒尿。他嘱咐倒水的“三哥”，无论天怎么旱，井里怎么没水，也得供给够了一号用的——“日本人是要天天洗澡的，用的水多！别家的水可以不倒，可不能缺了一号的！”

    ②一号的两个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小商人。他们每天一清早必定带着两个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小的裤衩儿——在槐树下练早操。早操的号令是广播出来的，大概全城的日本人都要在这时候操练身体。

③七点钟左右，那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像箭头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们的腿中拼命往电车上挤。他们不像是上车，而像两个木橛硬往车里钉。下学以后，他们赛跑，他们爬树，他们在地上滚，他们相打——打得有时候头破血出。他们想怎么玩耍便怎么玩耍，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这一块槐荫的主人。他们愿意爬哪一家的墙，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们便马上去作，一点也不迟疑。

    ④他们家中的妇人永远向他们微笑，仿佛他们两个是一对小的上帝。就是在他们俩打得头破血出的时候，她们也只极客气的出来给他们抚摸伤痛，而不敢斥责他们。他们俩是日本的男孩子，而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

    ⑤全胡同中，只有冠晓荷和一号来往。晓荷三天两头的要拿着几个香瓜，或一束鲜花，或二斤黄花鱼，去到一号“拜访”。他们可是没有给他送过礼。晓荷唯一的报酬是当由他们的门中出来的时候，他们必全家都送出他来，给他鞠极深的躬。他的躬鞠得比他们的更深。他的鞠躬差不多是一种享受。鞠躬已毕，他要极慢的往家中走，为是教邻居们看看他是刚由一号出来的，尽管是由一号出来，他还能沉得住气！即使不到一号去送礼，他也要约摸着在他们快要回来的时候，在槐树下徘徊，好等着给他们鞠躬。

    ⑥邻居们讨厌那两个日本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喜欢用头猛撞冠先生，也同样的撞别人。他们最得意的是撞四大妈，和小孩子们。他们把四大妈撞倒已不止一次，而且把胡同中所有的孩子都作过他们的头力试验器。他们把小顺儿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儿，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会喊妈！

    ⑦小顺儿的妈跑了出去。她的眼，一看到小顺儿变成了马，登时冒了火。在平日，她不是护犊子的妇人；当小顺儿与别家孩子开火的时候，她多半是把顺儿扯回家来，绝不把错过安在别人家孩子的头上。现在，她却想到了另一条路儿上去，她以为日本人灭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敢这么欺侮人。她不甘心老老实实的把小孩儿扯回来。她跑了过去，伸手把“骑士”的脖领抓住，一抡，抡出去；骑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她把小顺儿抓起来。拉着小顺儿的手，她等着，看两个小仇敌敢再反攻不敢。两个日本孩子看了看她，一声没出的开始往家中走。她以为他们必是去告诉大人，出来讲理。她等着他们。他们并没出来。她松了点劲儿，开始骂小顺儿：“你没长着手吗？不会打他们吗？你个脓包！”小顺儿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哭！你就会哭！”她气哼哼的把他扯进家来。

    ⑧祁老人不甚满意韵梅惹日本人，但见孙媳妇真动了气，没敢再说什么，而把小顺儿拉到自己屋中，告诉他：“在院里玩还不行吗？干吗出去惹事呢？他们厉害呀，你别吃眼前亏呀，我的乖乖！”

    ⑨晚间，瑞宣刚一进门，祁老人便轻声的告诉他：“小顺儿的妈惹了祸喽！”瑞宣吓了一跳。他晓得韵梅不是随便惹祸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来，才不好办。“怎么啦？”他急切的问。

    ⑩老人把槐树下的一场战争详细的说了一遍。

    ⑪瑞宣笑了笑：“放心吧，爷爷，没事，没事！教小顺儿练练打架也好！”

    ⑫韵梅也报告了一遍，她的话与神气都比祖父的更有声有色。她的怒气还没完全消散，她的眼很亮，颧骨上红着两小块。瑞宣听罢，也笑一笑。他不愿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

    ⑬可是，他不能不觉到一点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她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她。由她这个小小的表现，他看出来：无论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在黑暗中，才更切迫的需要光明。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点起自己心上的灯！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爱心如同韭菜

余显斌

    娘打来电话，问他现在在哪儿。

    他轻声说：“在医院。”

    娘说：“知道，听你爹说的。”娘接着哽咽着说，“儿啊，你怎么能那样，怎么能捐献骨……髓啊？”显然，娘不理解什么是骨髓，说到这儿，明显地顿了一下。

    他忙说：“娘，没啥。”

    娘威胁说：“你不听娘的，娘就死去。”

    他急了，忙告诉娘，自己不是捐献骨髓，爹听错了，自己是想找人给自己捐献骨髓，自己有病。

    娘一听更急了，问清了他所在的医院，和爹当天就打了车，匆匆赶去，在医院看见了他。他坐在病床上，护士在给他量着血压。娘一见吓了一跳，问道：“儿呀，你怎么啦？”

    他说：“白血病。”

    娘不懂什么是白血病，望着他。

    他告诉娘，患白血病很难治的。看娘身子一颤，他忙说，不过，有骨髓配型成功的人愿捐骨髓，自己就有救了。

    娘忙说：“配啊，砸锅卖铁也配啊。”

    他叹口气，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两万多人中才有一对配型成功的。”

    娘坐在那儿，眼睛直了。

    他忙摇着手道，不过，自己很幸运，和一个女孩配型成功。

    娘眼睛一亮：“真的？”

    他再次垂下头，告诉娘，可是对方不愿捐献骨髓。娘一脸灰白，许久，点点头道：“是啊，身上的东西，哪一件不是跟眼睛鼻子一样，哪有多余的啊？多余的也不会长啊，谁又愿捐啊？”

    爹在旁边嘀咕一声：“听说，捐骨髓没事的啊！”

    他沮丧地摇摇头，告诉他们，那个女孩就是不愿捐。

    娘试探着问：“真没事吗？”

    他说：“可能是吧，不过，这得问问医生。”

    正说着，一个医生从旁边匆匆经过，娘忙一把拉住，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可怜巴巴地问：“医生，捐献骨髓对捐献的人有伤害吗？”医生望望娘，摇了摇头。看娘有些不懂，医生打比方说：“骨髓就像韭菜，捐了又会长出来的。”农村里，韭菜不少，剪后生的更快更肥更多。娘懂了，娘脸上的灰白颜色没了，她想了想，仍拉着医生的手不放：娘有一个请求，希望医生能帮自己给那个女孩说说。

    医生一笑，点头答应了。

    四人去了另一间病房，见到了那个女孩。

    娘走过去，一把拉住女孩的手。娘说：“娃啊，大婶求你了。”

    娘指着他说：“我就这一个儿，请你救救他啊。”

    见女孩不说话，娘猛地想起什么似的，指着医生说：“医生说了，对你没损害。如果有损害，这个要求大婶也说不出口啊。”

    女孩雪白的脸上流下两行泪，望望他，仍没有说话。

    娘急了，说：“娃啊，大婶跪下了。”

    娘说着，准备跪下来。女孩忙一把拉住，流着泪说：“大婶，我才是病人，这位大哥是捐献者啊。”说着，女孩指指他，对娘说，“求大婶了，救救我。”

    娘站在那儿，愣住了。

    不过，娘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娘拉住女孩的手，打量着女孩毫无血色的脸，许久许久，眼眶红了，对他说：“去吧，娘不拦你。”

    娘说：“出来了，娘煮鸡蛋给你补补身子。”

    他哎了一声，笑着望了医生和女孩一眼，忙向手术室走去。他知道，他的方法成功了，善良的娘，一旦知道捐献骨髓是怎么回事，一定不会拦他的。

    他猜对了。

    六个小时后，他捐献了骨髓，走了出来。

    爹娘迎上来，仔细打量着他，见他没事，爹一笑，得意地道：“小子，你答应了爹的，我劝你娘来，你回去可得陪爹喝几盅的。”

    他一笑，手指一弹，嗒地一响。

    娘这才知道，自己被骗来，是他和老头子商量好的，回头瞪了老伴一眼道：“啥出息？几盅酒，就让儿子收买了。”说完，拍着他的手笑笑，得意地道，“我儿捐了骨髓，救了一条人命，救了一个家，娘受一回骗，值啊！”

    他望着爹娘笑了。

    他想，有时，爱心也像韭菜，付出越多，播撒越快越广，不但能传及家人，甚至能传及世界，让每一个人心都一片碧绿一片阳光。

（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改）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①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

    ②胡文阁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时，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买了水袖就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

    ③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④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⑤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水袖”之痛。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

    ⑥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⑦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门口新建的元大都公园。正是伏天里，我对她说：“等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

    ⑧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看到胡文阁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选自肖复兴《水袖之痛》，有删改）

甲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乙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