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萧萧为哪般

迟子建

①萧红[注] 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于是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呼兰河上摇曳的月光。那样的月光即使沉重，也带着股芬芳之气。萧红在香港辞世时，呼兰河水仍是清的。由于被日军占领，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这个无奈之举，在我看来，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因为萧红是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她的灵骨是花泥，回归花瓶，适得其所。

②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如戴望舒所言，卧听着“海涛闲话”；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③我三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北国还是一片苍茫。来港后的次日黄昏，我无意中散步到此，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时，心下一惊，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难道不期然间，我已与她相逢？

④我没有猜错，萧红就在那里。

⑤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在西安分手。他们的分手，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她远赴日本疗伤。此间，鲁迅先生病逝，这使内心灰暗的她，更失却了一份光明。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先生称它为“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可谓一语中的。她用这部小说，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飞雪和麻雀，连同那些苦难辛酸而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疏朗有致地绣在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后花园”，生机盎然，经久不衰。

⑥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已经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而她在呼兰河畔的墓，埋的不过是端木蕻良珍存下来的她的一缕青丝而已。一个人的青丝，若附着在人体之上，岁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会将它逐渐染白；而脱离了人体的青丝，不管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依然会像婴孩的眼睛一样，乌黑闪亮。

⑦圣士提反，是首位为基督教殉难的教徒，他是被异教徒用石块砸死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壮，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圣洁。其实萧红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只不过她信奉的教是文学，并且也是为它而殉难。她在文学史上的光华，与圣士提反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光华一样，永远不会泯灭。

⑧清明节的那天，香港烟雨蒙蒙。黄昏时分，我启开一瓶红酒，提着它去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祭奠萧红。萧红是黑龙江人，那里的严寒和长夜，使她跟当地人一样，喜欢饮酒吸烟。我多想撒一瓶呼兰河畔生产的白酒给她呀，可是遍寻附近的超市，没有买到故乡的酒。我只能以我偏爱的红酒来代替了。

⑨复活节连着清明，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长假，圣士提反女校静悄悄的。我在列堤顿道，隔着栏杆，搜寻园内可以撒酒的树。最终，我选择了两棵大树，它们看上去年过百岁，而且与栏杆相距半米，适合我撒酒。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树，一棵则是冠盖入云、枝干遒劲的榕树。铁栏杆的缝隙，刚好容我伸进手臂。我举着红酒，慢慢将它送进去，默念着萧红的名字，一半撒在石榴树下，另一半撒在树身如水泥浇筑的大榕树下。红酒渐渐流向树根，渗透到泥土之中。它留下的妖娆的暗红的湿痕，仿佛月亮中桂树的影子，隐隐约约，迷迷离离。

⑩撒完红酒，我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园。一双黑色的有金黄斑点的蝴蝶，在棕榈树间相互追逐，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快乐；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她举着小镜子，静静地涂着口红。也许，她正要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如今的香港，再不像萧红所在之时那般的疏朗了。而圣士提反女校周围，亦被幢幢高楼挤压着。萧红安息之处，也就成了繁华喧闹都市中深藏的一块碧玉。不过，这里还是有她喜欢的蝴蝶，有花朵，有不知名的鸟儿来夜夜歌唱。作为黑龙江人，我们一直热切盼望着能把萧红在广州的墓，迁回故乡，可是如今的呼兰河几近干涸，再无清澈可言，你看不到水面的好月光，更看不到放河灯的情景了。我想萧红一生历经风寒，她的灵骨能留在温暖之地，落地生根，于花城看花，在香港与涂红唇的少女为邻，也是幸事。更何况，萧红临终有言，她最想埋葬在鲁迅先生的身旁。

⑪走出城西公园，我踏上了圣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条路——柏道。暮色渐深，清明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了。走着走着，我忽然感觉头顶被什么轻抚了一下，跟着，一样东西飘落在地。原来从女校花园栏杆顶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条，送下来一朵扶桑花。没有风，也没有鸟的蹬踏，但看那朵艳红的扶桑，正在盛时，没有理由凋零。我不知道，它为何而落。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缘由呢！我拾起那朵柔软而浓艳的扶桑，带回寓所，放在枕畔，和它一起做星星梦。                        

                                          （选自《2010年中国最佳散文》，有删改）

【注】萧红（1911—1942）中学时代接触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写有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1年在香港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穷鬼

莫泊桑（法）

    15岁那年，在通往瓦维尔的大道上，他的腿被一辆大车碾碎。从那以后，他便架着两根拐子要饭为生。

    他叫尼古拉·众圣，本是神甫在一条沟里捡着的弃婴。村里的面包房老板为了取乐，请他喝了几杯酒，害得他成了残废。

    四十年来，他那残废身体在各家破屋里进进出出，人们早已感到厌烦。可是他呢，一点也不想走开，因为他并不认识别的地方。那些乡下人遇见他，常常高声问：“为什么你不到别的村子走走，老在这儿拐来拐去？”他总是一言不答走开，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对陌生世界模糊的恐惧。陌生的面孔，素不相识的人的斥骂和疑虑的眼光，大道上成对走着的宪兵，都叫他害怕。

    当他远远望见阳光底下亮光闪闪的宪兵时，他的行动突然间变得特别敏捷，像猛兽躲藏时那样敏捷。他会从木拐上很快地出溜下来，跟一堆破烂布似的落在地下，把身子缩做一团，变得非常小，就好比缩在窝里的野兔紧挨着地皮趴着，那一身棕色的破衣服也跟土色不相上下，简直看不见他了。

    他尽管生活在人群中，却在那些乡下人中间只引起一种冷酷的轻蔑和无可奈何的反感。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吊钟”，因为他在两根木棍当中摆来摆去，活像悬在木架中间的吊钟。

    两天以来，他一点东西也没有下肚。农妇们一看到他，就老远地喊道：

    “你还不走开，你这个下流东西！”

    他于是架着木拐转过身去，走到旁边的人家，那里，他受到了同样的接待。

    他走遍了圣底赖尔、瓦维尔和皮埃特，没有讨得一个小钱或一块面包皮。现在只有都诺勒一处希望了。可是他累得再也不能挪动。

不过他还是出发了。

    那时正是十二月，寒风在田地里刮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啸着。低暗的天空里云块飞驰，匆匆地不知要奔向何方。他慢慢地走着，很费力地一先一后移动着两支拐棍，一面用留下的那条弯曲的腿支着身子，这条腿的下端还留着一只畸形的脚，裹着一块破布。

    他奔波了三个钟头，居然看见村里的树木了，于是加快了动作。

    他遇见的第一个乡下人，当他张嘴向他乞求时，这样回答他：

    “你又来了，老主顾！我总也躲不开你了！”

    “吊钟”只好走开。他挨门讨过去，大家都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任何东西也不给他就把他赶走，他还是挨家求乞了一遍。一个铜子也没有讨到手。

    他只好到村外农庄去，疲倦得简直拿不起他的拐子。人们总是把他赶走。天气是这样一种又冷又愁惨的天气，人们遇到这种天气，心里便觉得凄凉，脾气变得容易激怒，心灵变得阴沉，既懒得伸手施舍东西，也懒得伸手援助别人。

    等他走完了他所认识的几家人家，他便瘫倒在希盖老爹庭院外面一条长沟的角上。寒风横扫，一群黑母鸡从他身旁经过，时时刻刻用嘴啄起一粒或是一条人们看不见的虫。

    “吊钟”先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地看着它们，后来发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枯枝生火，把这些动物弄一只过来烤熟，一定很好吃。

    他抄起了手边的一块石头，一下子就把离他最近的那只鸡打死了。他刚走到那个头上带着血迹的小黑东西旁，就觉得有人在背上重重地推了他一下，身子便跌翻在十步开外。希盖老爹怒火冲天地向这个小偷扑了过来，在这个无力抵抗的残废人身上拼命地打起来，一面派人去叫宪兵。

    正午的时候，宪兵出现了，希盖老爹声称受到穷鬼的攻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护住自己。

    小队长一声叱喝：

    “站起来！”

    可是“吊钟”已不能转动。他们以为这个小偷在假装，于是毫不客气，抓住了他的肩膀，硬把他架在他的拐子上。

    他非常害怕，这种恐惧是对黄色军用皮带的天生的恐惧，是飞禽走兽遇见猎人时的恐惧，是老鼠遇见猫时的恐惧。他使出了超人的气力，竟能站稳了。

    “动身吧！”小队长说。他也真的走了起来。庄园的全体人员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发。妇人们举着拳头威吓着他，男人们满面狞笑不住地骂他。

    傍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府的首镇。

    他被关到镇上的监牢里。宪兵们想不到他会需要吃东西，就这样把他撂到第二天。

    不过等到一清早，人们来审讯他的时候，却看见他已经死在地上。这多么出人意外！

（选自《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说村落

阎连科

    ①村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人们把村落、村庄、乡村等而视之，笼统解释为农民们聚居的地方。但若仔细辨认，村落、村庄、乡村似乎应该有些什么差别，比如说乡村必然是在偏僻的乡下，而村庄就可能独立出现在繁闹城市。许多大都市里至今还有村庄的存在，但那村庄里的主人却已不是农民了。然而，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人们都不会去刨根问底，重要的是农民聚居的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

    ②你走在山脉上，阳光斜斜地照着，山梁上除了嘎嘎不止的乌鸦就是徐徐晃动的树，这时候口也渴了，而回答你的是荒凉无垠的黄褐褐干裂的田地。恰在这时你听到了井上辘轳的叽咕声，水淋淋的，明亮而又清丽，心中一震，转身看到一凹山腰上有几间、几十间草房，掩映在树木间，仿佛卧在树荫下疲累的牛——这个时候，你心里叫出了村落二字，开始对村落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

    ③再或，你走在南方稻田的埂上，沉浸在一种诗意里，唐人的诗句、宋人的词句如春风一样掠过你的心头。放眼良田万亩，正为“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夸张感到贴切时，一阵乌云先自来了。于是，你惊了手脚，在田埂上跑得东倒西歪。也就这个当儿，从哪儿划出一条小船，先递你一张荷叶顶在头上，赶着雨水到来之前，把你载到一丛草房的檐下。这个时刻，你心里哐咚一声，忽然更加明了村落的含义。

    ④实际说，村落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一点。村落应该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温馨，一种微微的甘甜。村落是和城市相对应的存在，对于农民，它给予他们居住、生活的必需，而对于都市，它给予温暖和诗意。它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我们可以从村落中找到农民、房舍、树木、耕牛和鸡羊，同时也应该找到农民自身生存的艰辛。古文人怕是最能体味村落的含义的，无论是李、杜、白还是“八大家”，他们对村落的理解，都浓含了“愁滋味”。可轮到我们却偏颇得很，不仅没有了对农民的“愁味儿”，连诗境也剩下不多了。单单写出愁苦来，那不是村落，而是村落中的人，单单地写出温馨来，那也不是村落，那是村落表面的诗境。到了今天，村落剩下的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聚居农民的某个地方。所看到和理解的是新楼瓦舍，而农民那千古以来一成不变的生存形式和给别人的温馨，对自己的麻木和忍耐，却被人们从村落中删去了。

    ⑤连我自己，做小说的时候，对于乡村的描绘，也是不断重复着抄袭别人的说法：“站在山梁上望去，村落、沟壑、林地、河流清晰得如在眼前”，或说“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而实际上，村落真正是个什么，沟壑的意义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儿，我这个自认为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是果真地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

    ⑥我不敢说别人什么，而我自己，或多或少，总是感到一种内疚的。我们对村落意义的删节，并不单单是因为社会发展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农民的背叛。只有在大都市住腻的当儿，我们才会想到村落，而想到那个村落，除田园的诗情，对农民的愁情是决然不会有的。这是当今社会中村落的悲哀，而对于村落以外的人，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或幸或悲。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

老锁匠

曹杰

    琴江边上的水寨镇，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客家古镇。镇上有一条老街，斑驳的青石板沿着街道铺开，被时光和步履打磨得干净而潮润。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老街了，更不用说老街深处这么一户锁匠铺了。

    自从低焊钩锁、弹子锁普及后，老锁铺变得越来越冷清了。虽然没有客人，老锁匠每天早上还是会准时打开铺子，在门口泡上一壶茶，握着那把祖辈传下的壶，安静地品着祖辈传下来的味道。

    三月的一个早晨，老锁匠照例在门口喝茶。这时，巷口来了个年轻人，路过锁匠铺时停了下来。看着锁匠铺头上里挂着的老招牌，上门写着“制锁”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年轻人马上兴奋了起来。

    “大爷，您也喜欢收藏古锁？”年轻人试探性地问一下。

    老人放下手中的老烟袋，抬头看了一眼年轻人说：“我是做锁的。”年轻人一听，兴奋了起来，“我去参观一下您的锁铺，行吗？”

    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不瞒您老人家，我喜欢收藏古锁，今天能与您认识也是缘分……”

    禁不住年轻人一番软磨硬泡，老人站起身来，带着他走进了尘封已久的锁铺。

    只见老旧的房子里摆了六七个铜炉子，虽然炉灰早已冷却，但是那些炉壁、钳子、锉子都擦得干干净净。黑色的墙壁上挂着各式的锁，有圆形锁，半圆锁，长方锁，还有八角形白铜雕花锁，谐音就是“福禄”的葫芦锁。每把锁都是件工艺品，展示出老人精湛的制锁技艺，看得年轻人目不暇接，连连竖起大拇指。

    老人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正要向来者介绍古锁制作工艺的时候，年轻人突然来了灵感。

    “这些锁都是锁上的吧？我应该不用钥匙就能都解开。”年轻人轻轻地说，但显然他是很相信自己的解锁功夫的。

    老人只是淡淡一笑，说：“我做锁一辈子，从来没做过不用钥匙就能解开的锁。”

    “那我们就打个赌，要是我今天能解开，您就把这些锁送给我，要是解不开，我就拜您为师。”

    老锁匠正愁没有人延续这门技艺，今天一个好徒弟就这样送上门来了，年轻人的话正中他的下怀。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老锁匠淡然一笑。

    年轻人解开包袱，从一个小套子里面取出一支笔一样的东西伸进锁孔，那笔滴滴地响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时而咬牙，时而皱眉，但古锁仍然未开。

    老锁匠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

    “啪”！老锁匠那心爱的鎏金鱼形锁居然真的被打开了。紧接着，墙上的锁一把、两把……全被解开了。

    年轻人也不客气，解开一把就扔进包里，不一会儿解开的古锁就快要装满了年轻人的行囊。

    老锁匠的眉头像巷口的榕树根一样，紧紧地绞在了一起。

    愿赌服输，老人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都带走吧，都带走吧，一个也不要留……”

    年轻人更显得有些轻慢了，笑着背起行囊就要走。

    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年轻人的电话那边传来嘈杂的警车声。原来县城一户人家发生了煤气泄漏，直接破门可能会导致爆炸，因此需要他帮忙开锁。

    年轻人一听是急事，就连忙往外走。

    老锁匠拦住年轻人，说他在县城有亲戚，想搭他的顺风车去。看着失落的老锁匠，年轻人有些内疚，也就没有推辞，与老人一起上了停在巷子口的车。

    在车上老锁匠才知道，原来年轻人是以开锁为职业的新客家人，技术在城里数一数二。老人的心稍微宽慰了一点。

    事故发生在一处老居民区里，穿过楼道就能闻到刺鼻的煤气味，发生煤气泄漏的房间门口气味更是刺鼻，仿佛随时都会爆炸一样。

    年轻人紧张地拿出开锁工具，生怕擦出一点儿火花。他把耳朵贴在锁边，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掉在地上，可锁就像被焊住了一样，纹丝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煤气味越来越浓，年轻人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已经完全没有了在老人锁铺时的沉稳，可锁依旧纹丝不动。从眼神中能看得出，他是要放弃了。

    “让我来试试吧。”老锁匠淡淡地说。

    年轻人虽然有些怀疑，但他仍然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从门锁边移开。

    只见老锁匠蹲下身，屏住呼吸，从腰上悬挂的钥匙串儿里拿出一根钢丝，轻轻地探到锁孔里。他眼睛注视着锁孔，轻轻地拨弄着钢丝，时间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让所有人都感到很压抑……

    时间又过去了一会儿，刺鼻的煤气味已经让人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嗒”，一声清脆的声音，锁开了！

    年轻人怔怔地站在那里。

    老锁匠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微笑着说：“这是我开的第一把锁。”

    那以后，人们发现水寨古街的锁匠铺多了一个年轻人。而没过多久，市面上多了一种新锁，锁型古雅大气，锁芯时尚精密，一时成为了顾客的新宠。

（选自《左岸风文学社》2015年9月23日，有删节）

沙那罕提琴

（美）保罗·琼斯

    在我的一生中，麦克舅舅的那把小提琴一直被视为“传家之宝”，是这个家的象征。

    我还记得麦克舅舅第一次让我亲睹小提琴的情形。他轻轻打开陈旧的黑盒子，在华丽耀眼的绿色天鹅绒里，那把琴静静地平卧其中。“现在，你可以说真正看过一把名琴了，这可是一把沙那罕，顶尖的乐器。”他极其庄重地说，并让我从琴面“f”形音孔中看里面褪色的标志——史塔拉第瓦里斯^①。追根溯源，这把名琴是一位先辈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最后由我外公传给了麦克舅舅。

    我的父亲是一位糕饼师傅，与总喜欢把事情往最坏处想的母亲不同，他向来乐观。在亚撒斯大街开店是父亲从事的一桩最大的冒险事业。店铺的前面是糕饼店，后面辟为冰淇淋店，将装潢大理石台面。当父亲头一次告诉母亲这个计划时，他心里异常兴奋。

    “我告诉你，玛丽，根本不会有危险，”看见母亲脸色不对头，父亲说道，“你只要在这份三千美元的借贷申请书上签个名就行了。”

    “但是，万一房子被抵押了，”母亲呜咽着说，“我们会流落街头，变成乞丐啊！查理。”

    “我想稍微说几句。”舅舅说。他站起来从陈列柜顶上取下那只琴盒，“我从报上读到过，这种牌子的小提琴可以卖到五千块钱。把它拿去卖了吧，查理。”

    “哦！麦克！”母亲很吃惊。

    “我不能这么做，麦克。”父亲说。

    “如果你急着用钱，”舅舅对父亲说，“可以在艾瑞特关门之前送去给他。”他把琴盒交给犹豫的父亲，“反正我也老了，不能再去动它了。”

    他的双手在微微地颤抖，可他的声调却异常平静。于是，父亲就挟着那把提琴出去了。

    过了一阵子，父亲从前门进来，他吹着口哨，脚步轻捷，可是仍然挟着那只提琴盒。他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将琴盒放回到陈列柜顶上的老地方。

    “我都已经走到艾瑞特那家店的门口了，可我心里突然起了个念头，”父亲解释道，

    “我们干嘛要卖它？就放在老地方不挺好的吗？这就像我们有了一只保险箱，里面放着崭新的五十张一百元面额的票子。有了这笔钱，我们就用不着为那笔三千元的贷款担惊受怕了。你说是吗，玛丽？如果我们要还的话，只消穿过三条马路到艾瑞特那家店去就行了。”

    母亲露出欣喜的表情：“我很高兴，查理！”

    “一个很明智的主意，”麦克舅舅裁决道，“另外，我自愿把这把琴留给我外甥，供他在大学里念书的费用。”

    贷款的偿还并没有发生问题，虽然比父亲预定的期限晚了三年。我进中学后，上午上课，下午就在店里帮忙。在我即将上大学的那年夏天，麦克舅舅溘然长逝，于是他的小提琴便传给了我。

    “他们难道没有让你们勤工俭学的方案吗？”一天晚上，父亲问我。我告诉他确实有。

    “我想那样最好。”他突然说道，“我在你衣柜的抽屉里放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百元，应该够缴你入学的那些费用了。你知道的，那把琴对你妈有很特别的意义。”

    他说得没错。可母亲更担心我去异地过分劳累工读的事，她说过，小提琴是属于我的，况且麦克舅舅就是想用它来供我完成学业的。在我离家的头一天，父母都在店里忙着，我提着这把琴来到艾瑞特的乐器行。这位老人从后房走出来，眼睛像猫头鹰般一眨一眨。

    我打开琴盒：“它值多少钱？”

    他拿起琴来：“二十五元，也许能卖到五十元，这就要看谁愿意要它了。”

    “可这是一把史塔拉第瓦里斯制作的沙那罕名琴呀！”我说。

    “不错，这上面确实有他的标志，”他彬彬有礼地说道，“许多小提琴上都有这种标志，可并不是真的，这也绝不会是真的。”他好奇地凝视着我，“我以前见过这件乐器，你是不是查理·安格鲁的儿子？”

    “是的。”我简短地答道。当然，这把琴我没有卖掉，我把它带回家，放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晚餐的时候——那是我行前最后的一次晚餐了，当母亲的眼光瞟到陈列柜顶上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小提琴！”她用手按着胸口，“你把它卖了？！”父亲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很忧虑的表情。直到我摇摇头。“我把它和行李一起搁在楼上了，”我回答她，“我想把它摆在学校的寝室里面，看到它我就能想起家里啊！”母亲这才高兴起来。显然，她很满意。

    “此外，”我接着说，“带着它，你也可以放心了。如果我急需用钱，它就好像一个装满钞票的钱匣子，可以随时派用场。对吗？老爹！”

    “对的！乖儿子，对的！”父亲说。他的眼睛却一直避开我，故意瞧着其他的地方。

【注】史塔拉第瓦里斯，为小提琴著名品牌沙那罕的制作家族。

（选自《中外小小说精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