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为艺术电影找到出路

饶曙光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教父”吴天明执导的《百鸟朝凤》与好莱坞大片《美国队长3》同天上映，被网上戏称为“中国队长”与“美国队长”之间的PK。结果上映首周，《美国队长3》票房过8亿元，而《百鸟朝凤》却只有300多万元进账。百般无奈之下，《百鸟朝凤》的义务发行人方励悲情下跪哀求影院增加排片量，引发了电影界乃至全社会的激烈争论，一时间成为文化热点，带动该片票房逆袭。其实，发行方用出位举动恳求影院增加排片的事例，早已有之，但大都效果不佳。是吴天明的人格魅力以及《百鸟朝凤》的深刻思想内涵和较高艺术水准，才使方励甘为影片做志愿者，也让影院和影迷甘愿为其买单，才有了今天《百鸟朝凤》的市场成功。这是不可复制的极端个案，但从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电影并非没有受众，只是需要引导、激发、培育。关键问题在于抓住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的有利时机，有效、有序推动结构性改革，尽快推动和布局我国的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特色化、差异化院线放映模式。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奚美娟说得好：“一个国家对于艺术影院的建立和布局，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觉坚守，是对内在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倡导。其产生的票房，比单纯追求利润的商业娱乐片所产生的票房，更有意义。”

    最近几年，电影院线以及银幕数均保持高速增长。但这并没有解决我国特色化、差异化院线短缺、无法步入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问题。目前上海大概有130多家影院，长期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只有10家，还是得益于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北京的艺术影院只有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百老汇电影中心三家。其他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也屈指可数。2012年广州先锋光芒影厅落户广州岗顶天河电影城4号厅和华影梅花园电影城6号厅，西安只有阿房宫艺术电影院一家。虽然经营模式各不相同，但都面临盈利困难甚至不盈利的难题。

    对特色化、差异化院线的期望不能纯粹以盈利来衡量，更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本身，政府应该而且必须在顶层设计层面有所作为。关于艺术院线的建设，有不少国家已经根据自己的国情以及电影发展的需要做出了有益尝试。如法国政府出于政治和文化目的给予艺术电影院线大力扶持，加上有情怀、有担当的电影人精细化、多样化地经营，使艺术电影院线有效实现良性循环而成为全球文艺片的天堂。我们也应当合理借鉴世界上一些电影强国在艺术电影发展和艺术院线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殊性特征的中国电影市场，当务之急就是细化、完善电影市场体系建设，以形成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保障多类型、多品种的电影能够平等、高效并且最大层面地对接自己的目标受众，同时也在最大层面上实现自身应有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都是电影产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类型电影在发展我国当前电影产业、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及其升级换代方面所贡献出来的和仍有待开发的巨大能量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文艺片以及为文艺片提供市场出口的特色化、差异化院线在传承我国经典文化、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要有效保障特色化、差异化院线建设并且不断走向良性循环，同时需要全方位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例如，通过富有建设性的电影批评主动引导观众的审美取向。通过电影专业教育，改善、提高艺术电影整体的制作水平与观众接受能力，培育能够欣赏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电影的观众群体尤其是高端观众群体。从当下中国电影的实际出发，我们可以安排多厅影院拿出一个厅长线放映文艺片，让文艺片拥有自己的专属放映空间，能够慢慢地将市场潜力释放出来，培养出足够大的观众群体，而避免在与商业大片的“搏斗”中遭遇“几日游”“一日游”“一场游”的窘境。政府也可设立专门的资金，针对文艺片的人才培养、创作孵化、作品交流等环节提供资助和扶持，最终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调节、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制度性建设机制和保障机制。当然，文艺片也需要自我调整，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社会的“输血”，而应强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文艺片虽然不能像商业电影一般“唯利是图”，但并不意味着文艺片能够脱离市场与观众。事实上，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文艺片可以在艺术创新、个人表达与观众、市场接受之间找到平衡点，并通过一定的市场化手段进行适度的、有针对性的营销，从而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双重成功。总之，以《百鸟朝凤》的事件为契机，如果能够让政府、业界乃至电影人认识到存在的问题，积极行动起来，有序推进、布局特色化、差异化院线建设，推动文艺片健康发展，优化电影生态，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创新活力，从而推动中国电影一步一个脚印地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则善莫大焉。

（2016年6月20日 《光明日报》）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对其文化及其发展历程的充分认识，对其文化的来龙去脉要有自知之明。简言之，文化自觉实际就是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觉醒的过程。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为此，他晚年曾将文化自觉的历程进一步精炼概括为十六字原则。

    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序列中，文化自觉是最具前提性的。从理论经上说，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学，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才会有文化自强的底气。当然，我们今天谈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首先必须要有置身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真正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对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充分体认，要有对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中文化安全的足够估计。在现实中，在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才是接地气的，真正立得住的，叫得响的，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自强也才是有底气的，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才是可期待可达致的。

    较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最具根本性的。文化自信何以是“四个自信”中最具根本性的自信呢？这是由文化的来源、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从文化的来源来看，文化即人化，文化无时无刻不深深地带有人类活动的印记；从文化的功能来看，文化即化人，《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化的地位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其血脉是不通畅的，精神家园是坍塌的，没有文化浸润滋养的人民，精神是没有寄托之所、灵魂是没有栖息之地的。

    当“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成为一些人的追求和目标的时候，当“老人摔倒，管还是不管”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与价值？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文化错位、价值乱象的浮云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文化的本性及其应有的地位心知肚明、了然于心，不畏浮云遮望眼。因此只有在“四个自信”的坐标中重新审视文化自信，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根本性之所在。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有删改）

家谱家训：传承君子之风

钱念孙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家谱、家训等渠道，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

    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无形部分。有形部分多半呈现在如家训、家规、家谱，以及各种祭祖追宗仪式等方面；无形部分则主要凸显在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族气质风貌等方面。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家国同构”观念，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家国同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家族的家训、家谱等，虽然具体内容互有差异并各具自己特色，但其中所宣扬的立身处世、持家兴业的规则和教导等，基本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之上。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与历代著名家训、家谱秉持和崇尚的做人理念及价值观念等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众多家训、家谱所传达的励志勉学、入孝出悌、勤俭持家、精忠报国等优良家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具体细化，不仅堪称个人和家族成长兴旺的座右铭与传家宝，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强调君子人格对家族成员成长的重要意义，在各类家训、家谱中星罗棋布。著名的《颜氏家训》开篇就呼吁家族成员，要追随学习明达君子：“傥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家谱记》也说：“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归有光认为，家族成员只有以君子为楷模，行仁义、重孝道，家族宗法才可确立，立宗法方可成世家，成世家方可正风俗，而正风俗，则将仁孝品德彰扬于世，进而代代绵延，形成世有君子、代有贤良的良性循环。

    君子文化与家族文化融合，在家训、家谱、家风中扎根开花，不仅有助于崇德向善之风在家族里世代相传，还能够由家族推向村邑、由村邑推向国家。清代宰相张廷玉作《王氏族谱序》说：“故君子之用心，必将使人知族人之成本于一气，则孝弟亲睦之意，油然自生。而婚姻洽比之风，因之可以渐及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社会风俗之美，正是通过“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的形式，逐步改善并蔚成风尚。

    以家训、家谱为主干的家族文化，与君子文化看似概念不同、内涵相异，但两者的思想来源和核心理念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谈论的中心都是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兴家立业等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给出的答案，又十分相近乃至多有重合。君子文化为什么能够沉入并浸透历代家训家谱而成为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价值导向？为什么历代世家望族的家训、族谱等总是以君子文化为主调凸显家族文化特色？其原因和奥秘就在这里。

（选自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意）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另如中国戏曲艺术、书法、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虛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美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节选自毛宣国《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2017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