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科幻小说“火”了？

    “科幻小说火了。”但是，“火了”到底是真实的繁荣，还是某种虚假的幻象？要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在两个向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横向比较，让我们看看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之所以选美国，是因为它的科幻产业最为发达）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距。美国科幻有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最近40多年来，仅获得美国科幻协会颁发的星云奖的作家就有400多位，其中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等数十位享誉世界的大家。同时，作为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美国科幻的利润中心，也已经完成了从杂志向畅销书再向影视游戏的转移。而我们的科幻产业却仍处于从杂志向畅销书过渡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数量有限，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者不足百人，且基本都是业余写作。大学里虽然有不少科幻作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因工作与生活压力在毕业后放弃科幻写作。二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杂志上，长篇科幻单行本的年出版量不足百种，畅销书寥寥无几。影视、动漫、游戏、主题公园虽然都有所尝试，但作为产业链仍显得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及内部整合的动力。目前正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许能推动科幻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自主整合。

    从纵向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但其历程却坎坷曲折，历史上也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短暂的高潮（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很多人将那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1983年以后科幻却突然跌入谷底，成为不受人爱的“灰姑娘”，这一局面直到1997年才借由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本身对科幻阵地的坚守而改变。那次大会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科幻“胡思乱想”、“伪科学”的负面社会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幻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科幻世界》多年对作者队伍的扶持与培养也在1997年之后显现成效。

    将今天的科幻小说与1980年代初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相比较，作品风貌上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的科幻小说，文学性已有很大提升。刘慈欣、韩松等人的作品早已不复1980年代科幻小说的单纯，往往结构宏大，内容庞杂，包含多重意象和犀利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从传统科幻的领地突入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突破不仅提升了科幻自身的影响力，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难得的现代性的亮色。在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和思想性方面，今天的作品也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奇崛面貌。最近出版的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即展现了“人”这一物种在未来科技作用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异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高科技催生出的“超人”所产生的困惑与彷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演到宇宙的末日，其间所产生的恍若神迹般的未来科技，让人目眩神迷。中国科幻开始拥有“超然视角”，而由此产生的带有浓郁东方哲学意味的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则为中国科幻找到了现实与情感的根基。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姚大力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复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被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战败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降军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往，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史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这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选自“国际儒学网”，有删改）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倫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點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