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由于新诗与现实过近的距离，在一个“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新诗人把自己视为应该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社会精英，争当时代的弄潮儿和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急先锋。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如启蒙的功能。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而高度的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要求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新诗生长于革命年代，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不可否认，新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一些新诗人也写出流芳千古的经典，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写作”。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优秀诗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

（选自王珂《新诗为何难有“经典”》）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发现引力波：整个宇宙都在颤动

    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主管大卫。莱兹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这或许标志着物理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从2015年9月起，在物理学界有一个一个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否认的传言。据说经过了几年升级改建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advancedLIGO）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探测到了引力波的信号。如今，传言终于得到了证实。升级之后，aLIGO的两个探测器探测到了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的两个黑洞在合并过程中放射出的引力波，这是在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百年之后，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据，这个发现将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和《天文期刊》杂志上。

    几千年来，人类观察宇宙的方式大多都只是仰望星空，直到几百年前人们才能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影像固然更加清晰，但所看到的仍然只限于可见光的频率范围之内。直到二十世纪，人类理解了电磁学，才能从红外线到伽玛射线，在更广阔的频率范围内观测宇宙。想要看清宇宙的面貌，仅仅通过电磁波还远远不够，中微子天文台为宇宙科学家打开了又一扇门，但是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引力是自然界中最为微弱的相互作用，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正是引力作用。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当质量进行加速运动时，会对于时空产生干扰，进而使时空产生出以光速行进的引力波，因为引力作用太过微弱，想要探测到这种时空的褶皱，就需要格外敏感的实验装置。

    隶属于美国国家自然基金的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建造的两个相似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有两个长达4公里的相互垂直的长臂，激光在真空的管道中沿着两条长臂来回反射，并且发生干涉。科学家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激光的干涉现象寻找引力波。根据理论预测，一旦有引力波经过，将会使空间发生拉伸和压缩，两个长臂中的激光的干涉现象就将发生变化。但是从2002年至2010年九年的时间里，这两个高精度引力波探测器没有任何收获。这些年的一无所获与周围环境对仪器的干扰有关，因为仪器的过分敏感，华盛顿州的探测器经常会受到大风的干扰，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探测器则经常会受到经过的火车和周围倒下的树木所产生的震动带来的干扰。

    经过了5年时间，花费了2亿英镑之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完成了升级。在2015年9月18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比之前的精度可以高出三倍，激光器的功率提高了十倍，抗干扰的能力也大幅增强，无论是树木，火车，还是地震波都无法影响到仪器的探测。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之后，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灵敏度会随着调试逐渐上升，将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探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加。

    2015年9月14日早上，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就发现了在aLIGO两个探测器上几乎同时探测到了一个类似于鸟鸣的频率逐渐升高的信号，信号从35赫兹的频率迅速升高到250赫兹，然后变得混乱，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一秒的时间，两个探测器的探测时间相差7微秒。这个信号因为太过清晰，以至于首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探测信号，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人为的用于测验仪器的信号。而另外两个位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引力波探测器在当时并没有运行，所以无法对这个信号进行确认。最终通过计算证实这个信号来自于两个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环绕运行的黑洞合并过程中发射出的引力波。aLIGO所探测到的引力波，经过了13亿年之后终于传播到地球。这个直接观测证据是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最终证实（虽然实际上广义相对论的作者爱因斯坦并不相信黑洞的存在），这也是科学家们第一次真正观测到黑洞的合并过程。

    虽然人类之前就从一个旋转周期逐渐缩小的脉冲双星系统发现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那个双星系统的行为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因此，人类将会有一个更为灵敏的宇宙学探测手段，天文学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分支﹣﹣引力波天文学。在理论上，通过引力波进行天文学探测，人类将可以了解一系列天体的移动和改变过程都会通过引力波传播的地球。物理学家们想象着在未来每年都可以探测到十次左右的中子星碰撞。

    对于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明已经为两位物理学家赢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这次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是否会赢得一个新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必将开启宇宙学研究的新局面﹣﹣人类将理解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多少黑洞和中子星，更详细了解超新星的爆发过程。因为引力波具有纵波属性、穿透性很强，比同频光子穿透性要强得多，其通讯传输功能或许远远超越电磁波，地球对引力波来说几乎是透明的。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暴涨”引力波被称为原初引力波，它忠实记录了“暴涨”时期的物理过程，并一直存在于宇宙空间内。尽管大多数宇宙学家们已经接受了宇宙“暴涨”的假说，但人们仍然需要找到原初引力波存在的切实证据，完成宇宙创生故事的最后一环。

（选自2016年2月12日《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苗千，内容有删减）

    谜语是一种文字游戏，也是一种智力活动。《文心雕龙·谐隐》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又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根据这些意思，结合谜语制作、猜射的实践，我们似可以这样来说明什么是谜语，那就是：将某事物用隐喻、形似、借代、暗示或其他隐晦的方式或手段隐匿起来，做出谜面，要人们以此为据，动脑分析，顺藤摸瓜地猜测出被隐匿之事物，这类智力性文艺制品，称之为谜语。一般地讲，一条谜语，要由三要素构成，即：谜面、谜目和谜底。

    我国的谜语，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周易·归妹》中记载了商代短谣《女承筐》：“女承筐，无实；士刲（kuī）羊，无血。”这两句卦辞表述的意思是：一个女子挎着竹筐，筐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男子正在用锋利的刀子割羊，可是羊并不流血。要我们猜猜：这是在干什么？原来，这一男一女正在割羊毛。据考证，这短谣式的卦辞，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民间事物谜”的雏形。当时并不叫做谜语，而视之为“隐语”之类。“谜”这个汉字，是在距商代一千多年后的六朝时期才产生的。六朝时期，只是产生了“字谜”这个词。隋唐时期，谜语也还仅仅是以“字谜”、“物谜”这两种形式为载体，缓慢地向前发展。

    到了宋代，由于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谜事，才出现了“灯谜”一说。南宋著名词人周密所著《武林旧事》卷二“灯品”中说：“……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日诨语，戏弄行人。”当时，南宋都城武林（即杭州）将谜条粘于绢灯之上或直接书绘于灯绢之上，供人猜射，这便是“灯谜”一词的由来。在谜语发展史上，由此从隐语中分蘖出“灯谜”这一与“民间事物谜”并驾抗衡的纯文义性谜种。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时，在用文字的形式将文义谜书于灯上的同时，事物谜也间杂书绘于灯上。可见，当时的谜语（隐语）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灯谜（隐语）实际上为谜类的统称，绝非仅为文义谜或民间事物谜的专称。“灯谜”这个名称产生于宋代，而使其成为文义谜的专称，使之与民间事物谜的内涵泾渭分明，则是近代以来一些谜事积极分子努力的成果。

    从宋代再经元延续至明代，不管事物谜还是灯谜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谜语”、“灯谜”这类的词，而且还产生了带格的灯谜。到了明末清初，带格灯谜又有了飞速发展，居然由原来的十几种谜格，发展到三四百种之多，同时还产生了一些特殊形式的新谜种。

    灯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宝石，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独占享用的，是足可以引以自豪的。所以，灯谜连同京剧、国画和书法一起，被世人誉为“华夏四绝”。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阃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现，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