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不去的是故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到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难舍的礼物

刘文绝

    女儿春节回家，与我一起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她说：“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我很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她帮我收拾出许多衣物、书籍和一些积攒起来的生活用品，并确定哪些送给何人，捐赠何处。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的清理行动。

    但也有例外。有两件东西已经被女儿清理出去了，我却又把它们捡了回来。这两件东西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就是两双拖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

    20世纪70年代，我在辽宁北票二中读书。当时我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非常要好。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非常出色。她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识谱，舞蹈也很有造诣。她对我也十分亲近。

    当然，我们俩十分要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当时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时，城市户口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和她两个女生没分配工作。我三年后又被调入北票县妇联、县委办公室工作。可她却没有我这么顺利，回到村里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现才华。她曾想去当一名民办老师，可没能如愿。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赶着马车拉土特产品的“车老板”。我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三间平房，东西两个屋是土炕，中间的屋是锅台，很是俭朴。

    有一年春天，我出差去朝阳，一些中学同学赶来相聚，她也带着女儿来了。当时她正在为女儿愁眉不展。后来因为工作忙，跟她联系的也少了。又过了几年，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女儿不仅病治好了，而且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又过了四年，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已经经过笔试、面试纳入了留校任教的名单，近期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考核。我知道她很不容易，于是找到在校工作的一个朋友，请她帮助了解一下情况。朋友回话说，这个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用，现在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来电话说，女儿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我能帮帮忙。我也很为她着急，就答应了。过了些日子，我介绍她女儿参加了一个国有企业的招聘。孩子很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以较高成绩被录取。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工资，可她女儿还是很高兴地去了。一个月后，这个孩子买了水果来看我，很自豪地说：“阿姨我开工资了，这回我能供妹妹上学了！”我听了有些惊诧，这点儿钱还能供妹妹上学？她却说：“我一个月给妹妹六百元钱，妈妈爸爸就不用再给她生活费了。爸爸妈妈供我们姐妹俩上学挺不容易的，这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问：“你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够用吗？”她说：“够了，我中午吃饭不花钱，住宿也不用花钱，四百元一个月足够用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也很懂事。

    那年秋天，我的这位同学来了我这里。她说：“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特意赶来看看你。”说着，从一个大的旅行袋里拿出两个小布袋，边拿边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带，这是我家新磨的高粱米，这是新小米。”接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玻璃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是用黄豆做的，非常好吃。”我一一接过，连连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是好东西，谢谢、谢谢！”她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这两双拖鞋是我自己做的。”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鞋底，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是网络状用丝线钩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

    现在，虽然这两双鞋旧了，可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穿着它们，除了感觉到浓浓的情意外，也提醒着自己，要珍惜生活，懂得知足，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多尽一份责任。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地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质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甚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来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地跟我说过，地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叫；“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橡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有删改）

海     龟

张抗抗

他有一个可爱的3岁女儿，对女儿一向有求必应。他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两小时路程，为了减少往返。他总在周末才回家。每次回家，女儿在晚上临睡前必要让他讲个故事。一年过去了。什么大灰狼小白兔，他肚子瘪瘪塌塌早已被搜刮干净。

女儿却不肯善罢甘休，抱着他的膝不肯上床，连妻也哄她不好。

他满心焦虑。虽是周末，晚上他还得赶写一篇文章，研究所的头儿亲自点名让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他将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华。

爸爸讲故事呀，女儿纠缠不休。

讲什么呢？他真没有时间。发言关系到对他实际水平和个人价值的确认，听说很快就要评职称了。

他突然记起当天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趣闻，当时无意瞟了几眼，现在倒可以用来对女儿随意应付一番。

从前，在一个海岛上……他开始尽量耐心委婉对女儿娓娓道来。那儿的人家家户户养着一种大海龟。海龟像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很硬的壳和很粗的爪子。那个海岛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小毛驴，一个人要到岛上另一个人家去串门，就骑着海龟去。海龟最爱吃大香蕉，它的主人就坐在海龟背上，用一根细杆子拴上一根绳，香蕉就悬在海龟脑袋上，离它只有几步远，海龟想吃香蕉，就开始往前爬，可它一爬，那背上的人手里的香蕉也往前走了。它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它就拼命往前爬，它爬香蕉也爬，就这样它背上的人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睡着了，腮上挂着浅浅的酒窝。

他连续昼夜伏笔奋战，发言很成功，获得大家的好评，文章将被收入当年的年会专集。有人私下议论，说他虽是助研，实际上相当于副研究员的水平。

转眼又到星期六了，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时，才想起这一星期忙得昏头昏脑，竟然忘了给女儿准备故事。 出乎他意料，女儿临睡前忽然对他说：“爸爸，今天你还讲那个大海龟好不好！ ”他松了一口气，却纳闷女儿何以对这大海龟如此感兴趣。

从前……就这样，骑着海龟的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他敷衍了事地讲完了故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同女儿亲近的情绪。他心里实际上还在惦着自己的职称。如果这次能评上副研，他一家三口就有希望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工资也可增长几十块钱，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昨天上头又给了他新的任务，他必须在一个月内，译出一部有关w理论的200页的著作，三个月内编出一部新的辞典，六个月内与人合写一部有关w理论的评述……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做完这些事。

“那骑海龟的人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呢？”女儿竟然破例没有睡着，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问。

他说，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就把海龟整个儿翻过来；翻过来它就不能逃跑了，只能乖乖地等它的主人去办完事，再把它翻过来骑它回家。女儿似还要问什么。他不耐烦地拍拍她的后脑勺，把她交给了妻。

为了不受干扰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上全部任务，真正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研究所，黑夜白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不这样做就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领导对他的信任。一个几百人的研究所，老的老，小的小，真正能顶用的还是他这样的中青年骨干。但无论怎么辛苦，他觉得前面总还有个盼头……

半年后他第一次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如释重负。女儿见到他，目光转向妈妈，那句话没问出来：这个人是谁呀？临睡前，破天荒第一回并不缠他讲故事，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回，终于问：“我想起来了，上次你讲的大海龟，后来到底有没有给它吃香蕉呢？ ”

他一愣，含糊回答可能是给了。女儿却不满意，又问他到底给了几个，他说一大堆，女儿又问是不是每次都给。他茫然……

星期一上班得知职称名额已定，他因年限不够，没有希望晋升；工资不动，住房当然暂时也不能动……他感到浑身骨骼疏松……

不知怎么他想起了那只海龟，他如果告诉女儿：人并没有把香蕉给海龟吃，对女儿来说未免太残酷了，他不忍心。

智县委

贾大山

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

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子，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

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值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批评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