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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贵州省遵义航天高级中学2017-2018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有人据此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他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1)、下列对“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用“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等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忽视了中国文学的“本”。 B、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根本点并没以发生过动摇: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 C、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能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排除在外,否则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D、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除了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要坚持自己的标准,不能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 B、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更侧重于研究具有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 C、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时,只要坚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的原则,就能保持中国文学的自身特色和完整性。 D、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古代文学生长的学术传统,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特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月派与创造社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没有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 B、近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包含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这和19世纪之前的欧洲的文学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有相似之处。 C、“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体现了中国文学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和自觉追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体现了中国文学“言志载道”的价值追求。 D、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时代的一个明证。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诗歌不止于纯粹的艺术,还兼具社会责任,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一文中指出诗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诗歌不会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尤其在当下,网络、多媒体信息已经紧密而深入地进入社会诸多领域,诗歌的创作平台和传播、接受途径愈加多元。诗歌文体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协调公众的注意力,用轻灵的文字表达沉重的主题,传递正能量,触及社会热点问题,凝聚、感化、激发民心,甚至可以改变读者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意识观念等。

    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是广义层面的。首先,诗人应该秉持社会责任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时代的先驱者,是担负社会责任的“道义”者。其次,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深而又广,它决不局限于哪一个具体的方面。诗歌可以批评时弊、关注民生,可以培养民众的审美品位,还可以起到交流、传承或延续文化的功能。诗歌是社会的缩影,回归社会,去感受、描写社会的疼痛、关怀一切可以关怀的对象是诗歌的社会使命。

    对诗歌而言,社会担当出于自觉——文学意义上与现实意义上的责任,既可以从时代和文化的视野出发,也可以持个人的身份去坚守;它不是强加给诗歌的包袱,不必以政治、道德、伦理尺度为准绳。

    诗歌通过对生活的表现与创造,给予我们的感染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提供的,它直指人的心灵。诗歌隐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是心灵的表现,是窃取灵魂秘密的钥匙,是生命精微的呈现,是灵魂坦诚的剖白。历代好诗都具有抚慰、纯化、提升心灵的功能,所以我们常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这个民族的未来必然缺少希望,一个抱持诗性情怀的人,他的精神不会委顿。

    诗人仅拥有现实生活、肩负社会责任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终极的关怀,灵魂有所归属。从艺术本源来看,诗歌首先是个人化的精神感受,它不受时空的阻隔,浓缩了“我”与“你”、“他者”、世界的关系;诗歌是未来时间里最美的存在方式,是逍遥的自在,是灵性之光。那些震烁古今的诗作均浸润着心灵的雨露,蕴藏着丰富的心灵材料。

    写作、阅读、朗诵诗歌的过程是心灵受外物感动得以滋养的过程,缺失心灵的书写,不是好的诗作。在表达精神诉求、凸显主题思想等方面,好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豪斯曼曾在题为《诗的名称与实质》的讲演中说:一首好诗能够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好诗,它的文字背后一定有撼动心扉的精神生活、现实经验或历史记忆。饱含情感、见得到人性的光和影的诗歌必然会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人刻骨铭心!从诸多世界经典诗篇中,我们会瞬息间读出心灵的悸动,感知到精神的压抑或敞亮、温暖或孤寂,好诗可以给予我们无穷的心力源泉。

(摘编自孙晓娅《诗歌的三个维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生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作者吴钩)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一天与一年

侯发山

    正月初六一大早,土豆和槐花便悄悄起床了,待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是十分的透亮,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甜甜,槐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叫醒给她说一声?”土豆没接话茬,背上行李就走。槐花见状,不舍地看了甜甜一眼,转身跟了出去。

    等走出院门,槐花看着土豆的后背,一边走一边说:“甜甜都六岁了,懂事了,咋着也得给她说一声。”

    “她哭死哭活,走得了?”土豆头也没回,没好气地说。

    槐花不吭声了。也是,每年他们出门,甜甜都要死死缠着槐花的腿,哭得稀里哗啦。

    土豆说:“今年过年不回来,明年才回来。”

    槐花还是不吭声。

    土豆说:“一年时间太短……一来一回光车票就得三千多,如果不回来,省下车票不说,还能多挣几百。”

    土豆说得倒是实情,他们村里的福全,三年都没回来了。跟家里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去年福全的手机上了,通过村长的微信给老爹老娘拜了年呢。村长说,当时老两口都激动得哭了。

    土豆和槐花走到村口,三轮车还没来。土豆随口问槐花:“东西都带齐了没?身份证也带了吗?”

    槐花闻听,摸了摸口袋,说了声 “糟了,身份证没带”,然后撒腿往家跑。

    “回来!”土豆叫道。

    槐花停下脚步,扭头看了看土豆。

    “你瞧着行李。”土豆说罢,像头受惊的骡子,尥蹶子似的沿着来时的路跑走了。

    土豆跑到家,已是汗水淋漓,呼吸不匀。这时,老娘已经起床了,正在刷洗碗筷。老娘问道:“咋又回来了?”“身份证忘带了。”土豆说着,便翻箱子倒柜子地找开了。怕惊醒甜甜,也是消没声息的。

    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找到。土豆给槐花打手机,让她赶快滚回来。

    槐花回到家,直奔床头的箱子。

    土豆瞪了槐花一眼:“我都翻几遍了,影儿也没有。”

    “我记得回来就放那里了。”槐花小声说着,把手伸了回来,却又没地方放,一会儿拉衣袖,一会儿拽拽围巾。

    这时候,甜甜已经醒了,躺在被窝里瞪大眼睛,眼珠子滚过来滚过去。

    看到甜甜安静的样子,土豆想起什么似的,问甜甜:“身份证是不是你拿了?”他记得年三十回来那天收拾身份证的时候,甜甜曾经问过他,问身份证是干啥用的,他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坐车,不能出门。

    槐花忙过去把甜甜的被角掖了掖,抚摸着她的头发:“乖,好孩子不能说瞎话,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不吭声。

    土豆瞪着甜甜,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你拿了?”

    甜甜哇地哭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瞧你那样子,跟个门神似的,就不怕吓着孩子?!”老娘赶过来数落土豆。

    “好女儿,不哭啊,不哭啊。”槐花哄着甜甜。

    “我们不打工,你吃啥喝啥啊?你不穿花衣裳啦?你不吃火腿肠啦?”土豆的声音明显低下来。

    “我不穿花衣裳,我不吃火腿肠……我不想让你们打工。”甜甜哭得更厉害了。

    显然,甜甜把身份证藏起来了。

    老娘也过来劝甜甜:“甜甜,你不是想上学吗?你爸你妈不出去打工,你就上不了学,你就背不上新书包……”

    嗨,你别说,奶奶的话就是管用,甜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说:“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

    “两……一年时间。乖,听话。”槐花看了土豆一眼,边说边给甜甜擦眼泪。

    “一年时间有多长啊?”土豆盯着槐花的脸,好像那上面有好看的花似的。

    “不长……你看,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么长,多快?”土豆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比划。

    甜甜看了槐花一眼。槐花点了点头。甜甜这才从枕头下摸出两张身份证。

    等到土豆和槐花风风火火地坐三轮到镇上,然后搭乘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不料想,外出的人太多,接连几天的票都没有了。

    真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两个人只好失望而归。晚上八点回到家,甜甜见到他们,跑步迎上前去:“爸爸,妈妈,不是说一年吗?咋现在才回来?我都数了好几年了……”

    话没说完,甜甜眼里的泪已经流了出来。

(选自《天池》,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古代中国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

    国家的海洋需求决定着海洋经略的地位。国家的海洋需求源于其海洋认知,主要关注海洋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越充分,国家的海洋需求就越理性。古代中国“闭海”就部分根源于认知不充分所导致的海洋需求理性化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海洋经略产生的根源便是国家对海洋具备战略需求,且又拥有相应的能力来予以满足。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互动转化,国家通过海洋经略的谋划探索合理需求,并通过能力限度内的行动予以实现。海洋经略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内现实产生的介入性变量(参见下图)。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需求越强烈,付出的能力也越多,对海洋经略的重视程度相应越高。

国家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图(理想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海洋经略的效果取决于海洋需求的满足程度,而需求的完全满足主要有两种调试路径:降低需求以匹配能力或提升能力以匹配需求。前者侧重于“自我限制”,后者则倾向于“自我开拓”。在这个层面上,海洋需求构成了海洋经略的目标上限,而海洋能力则是海洋经略的效用底线。在理想模式下,国家的海洋能力越强,国家的海洋经略规模就越大、周期也越频繁。就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而言,分裂时期沿海邦国对海洋的强烈需求通常要服从于能力的限制;统一王朝前期的海洋需求更为宽泛,同时也能凭借强大的能力得到满足;而统一王朝后期海洋经略的收缩则与国家能力的衰落成正相关态势。

    海洋经略可能实现海洋强国的塑造,却无法阻止海洋强国的衰落。在不考虑客观环境的理想模式下,国家能够自觉实现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可是在现实情境中,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往往深刻影响着国家对海洋需求的判断以及对海洋能力的使用,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塑造,也可能是消极限制。通常来说,历史趋势具有不可抗的变动性,地缘结构具有可靠的稳定性,秩序进程具有可抗的变动性。而国家的“积极回应”则是通过理性的海洋经略,顺应历史趋势,改善地缘结构,建构秩序进程。只有当积极塑造和回应同时发生,涉海大国才能促进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实现向“海洋强国”转型。由于客观环境的三要素之间通常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因此,海洋经略作为介入性变量就要在平衡需求与能力的同时,兼顾有限协调客观环境产生的矛盾。“海洋强国”必然要面临维系成本的边际递减效应,而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基础的消耗。客观环境的结构性矛盾重新加剧, 海洋能力与需求的匹配回归失衡状态,海洋强国也逐步退转到涉海国家。就古代中国人而言,更多还是结构性的矛盾,海洋经略没有对客观环境进行有效协调,从而使得国家的海洋能力与需求在失衡中同时衰退。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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