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批评走向个性化

吴琪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市场化原则和消费主义的普及，精英文化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这种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它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破除了精英文化高贵血统的一枝独秀，并赋予大众文化经验和价值的话语以合法性。大众文化并非是乌合之众享用的文化，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负载并传达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兼具商业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复合的价值因子和美学质素。作为商品生产，大众文化必须严格遵循商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伦理，物质主义遂成为大众文化无法剥离的价值诉求。而作为文化产业，大众文化又必须成为负载大众感性经验和理性意识的文化母体，进而在塑造大众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在改变时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必然引起文学话语和批评观念的变革。过去，文学一直被视为高雅文明的化身，它集真、善、美于一身。文学是文明社会的“伟大的传统”，文学以诗性话语重构生命的形式，以理性之真、情感之美和伦理之善的方式塑造国民性。现代性文学更是被赋予审美自治的权力光晕。文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生成自己的本质——文学性。文学引领人性走向美与自由的圣殿。然而，随着大众文化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文学不再拘泥于原有的领地，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大众社会的市场法则与消费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改变文学的文化地基的同时，也彻底置换了现代性的文学遗传密码。文学开始与市场联姻，与消费媾和，与爱欲狂欢。文学不只是表征领域里花团锦簇的葳蕤，它也成为娱乐世界风尘不羁的浪漫。文学既沿袭体制的命脉，传承文明的血统，又追赶时代经验的步伐，迎合大众感性的一晌贪欢。文学不再专注于纸媒的书写空间，反而同电子媒介喜结连理，分娩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新的文学样态。文学的泛化与扩容，文学审美经验的变异，最终祛除了现代性赋予文学的审美本质主义迷魅。文学曾经风华绝代，而今却洗尽铅华。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必然的命运，也是历史为人性写就的最平凡传奇。

    文学经验与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批评方法的革新。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下，文学批评不再把文学性视为文学唯一的美学质素，而是转向丰富多元的文化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将不再拘泥于审美批评的话语属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化。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倡导多元、民主、宽容与综合的批评意识，反对精英话语的美学独裁与理论独白。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要求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主义姿态介入文学的文本肌理，最大限度实现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多层面、多维度的存在状态与话语症候，由内而外地开释出文学活动中无限量的文化韵味。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并非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泛文化研究，它追求个体在文本阅读中审美同情与文化批判的辩证耦合。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同样不失为人性通往文化救赎的审美历险。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学和话语范式，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还亟待理论的深入反思和实践的不断检视。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6日）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郁达夫

    ①文学上的智的价值，是当读过一册书或一首诗以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

    ②智的价值可以测定，就因为它有种种阶段的不同。譬如词曲、喜剧、纯抒情诗等文艺作品中所含智的分子比较少，但它们的价值，自然是可以以其他的两种价值的增重来补足。故而测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光以一种标准来立论，是危险得很的尝试。因为文学是复合浑成的东西，必须将情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联系起来，才能判断，不能执一端而弃其他。

    ③当然有些文学如散文、史传、论文之类，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但就是在这些作品中，能于智的价值之外，更加有丰富的情的价值，则该作品的成功和评价一定也愈来愈高。

    ④在批评文艺作品的时候，少有人固执着逻辑的法则。可是不合逻辑的文学，终究不是伟大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的两种，是非要合乎理性不可的。思路不清，前后不一贯等弊病，当然不是大文学家所应有的东西。还有在有些抒情诗里偶尔一看，觉得仿佛是不合情理的狂人呓语，但你仔细去一想，或以自己的体验来一度诗人之心，则外貌似乎矛盾、无据、不通的文学里，也会感到无上的真理。

    ⑤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的解释，最浅近的一句话，是对读者智识信息的给予。不过光是智识的供给者，并不是多是文学，例如代数、几何教科书，虽能给予我们智识，但这些谁也知道并不是文学。所以文学上的智的价值，非要和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才能判断的。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之所归，无非在乎它能丰润我们的智的生活，能帮助与促进我们对于生的了解与享乐，能增加我们的经验而澄清我们的思路，当然不仅仅在于使我们增加智识的这一件呆事上。

    ⑥其次要说的，是文学上所谓的智识，和科学上所说的智识的不同的一点。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在科学上未必一定是通用的。因为文学是作者将真理事实拿来，加以情感的外衣，而翻译过的制作品并不是事实本身。在这一点上，各文学家对于写实主义的界说，很有争论。不过纯科学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的那一种议论，当然是有语病，但在实际，则文学含真实性愈多，内容也就愈充实而健全的一句话，真是千真万确的。须知真实性有相似性和适合性的两种，于证明事实时，当然是着重前者，于贯彻全体时，当然非适用后者不可。

    ⑦这些文艺上的智识与真实，假使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行动，使我们实际得着益处，则这些文艺的价值当然要算是顶高。

（有删改）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弄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摘编自韩东晖《“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有什么价值？》）

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成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亚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笫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 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莱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