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的悲剧人生

    住大观园蘅芜苑的薛宝钗跟林黛玉相比，从外貌到性格，以至才情，是两种不同的美：一个丰满如太真，一个苗条如西子；一个端庄凝重，一个天真孤傲；一个雍容典雅，一个俏丽明洁；“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及其妙，莫能相下”。（俞平伯语）

    薛宝钗是一个特殊的悲剧人物。宝钗身上虽然也有少女的天真活泼，但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做人：“罕言寡语”、“装愚守拙”，“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加之她“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容貌和知书识礼，勤于“女红”，完全达到了封建世家要求女子的“德、容、言、工”的标准，成为一个“宜至宜家”的“窈窕淑女”，在她身上，体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所要求于妇女的伦理和教养的标准。但她太冷漠和超然，其冷静几近于冷酷，书中就多次以“冷香丸”、“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等隐喻强调她性格的这一特点。当我们读到金钏儿投井、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及抄捡大观园等震撼人心的章节时，不难发现她超乎常人的冷静。我们是应该叹服她的冷静还是应该感叹于封建的道德标准对少女天真的扼杀。

    就算对待爱情，宝钗也控制着，虽然她对贾宝玉并非全无感情，但她选择理智地听从于“父母之命”。在她的生命中不知道有没有贾宝玉之外的男人让她动心过，但估计她是早就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了左右她的封建力量。而她的贤淑、冷静和大度等封建伦理女性道德标准的楷模让她在和黛玉相比的劣势中最终获胜，所谓“金玉良缘”之说，虽是出于癞头和尚冥冥之中的安排，实则反映出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为迫使宝玉尽心“正务”，读书上进，以便继承祖业而在婚姻问题上作出的抉择。

    照理说，宝钗获得了她需要的婚姻，成了贾府年轻女性人心所向的宝二奶奶，但她没有收获爱情的幸福，她和宝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却大相径庭。因此，“金玉良缘”对宝玉、宝钗来说，只是一杯没有爱情的苦酒。尽管薛宝钗能克尽妇道，象传说中的孟光那样“举案齐眉”，几近完美；但贾宝玉仍不能忘情于悲凄而逝的林黛玉；而薛宝钗也不免在孤寂冷落中抱恨终身。

    薛宝钗的悲剧很难引起人们的同情，却自有其发人深思之处。整个封建社会象张开的血盆大口，连拥护它的人也一并吞下腹去。说来可悲，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顶礼膜拜，俯首贴耳到如此地步！宝钗实在是被吃的，但她是拿出以身殉道的精神，服服帖帖，泰然自若的面对悲剧结局，这是薛宝钗悲剧更深刻的体现。

    建筑在本质上是供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它首先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由于大部分建筑不能脱离实用功能，其审美价值受到实用功能的制约，还不能被看作是建筑艺术，如一般住宅、厂房、办公楼等。真正的建筑艺术体现在一些纪念性建筑（纪念堂、碑）、宫殿、陵墓建筑、宗教建筑、园林建筑之中。这些建筑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实用，而是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纪念、信仰、审美、娱乐等），因而在建造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实用价值'而是其精神性价值，包括审美价值。

    建筑的美主要在造型上体现出来，这是许多艺术共通的设计原则。建筑的造型要求高度符合形式美的规律，如运用对称、平衡、合适的比例，质感、色彩讲究多样统一，注意整体和局部、个体和群体、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及环境的协调等。各种建筑部件符合形式美的规律的组成，往往给人以类似于音乐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因此建筑又被称为“凝固的音乐”。

    建筑艺术的造型都是体现一定的精神内容与审美理想的。12世纪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具有超人的尺度，尖塔的房顶耸入云端，门窗多为尖拱形，表现着向上飞升，超脱尘世，符合教会以宗教观念影响群众的要求。中国的寺庙建筑凝重阴森，窗户小少，光线暗淡，也显示了佛的神秘与庄严。可见，建筑艺术对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以巨大的体积迫使人们接受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容的影响。

    建筑艺术的造型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受到特定时代生产力的制约，也受到该  时代审美理想和兴趣的制约，象征着时代的特点。罗马式建筑在公元5世纪至14 世纪流行  于欧洲各国，反映着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封建庄园林立却互不往来的时代风尚。北京历  史上的一种典型建筑——四合院，封闭的空间，正侧房秩序井然'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封闭性、上下尊卑的秩序与安静缓慢的生活节奏等时代特点。

    建筑艺术的造型又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体现着民族的审美理想。如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为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在建筑上侧重于群体组合，意境含蓄，装饰注重整体效果。在园林建筑上更是强调诗情画意，建筑与山水、花木组成综合的艺术体系，小巧、典雅的苏州园林和宏大、高贵的颐和园就是如此。而西方人则更关注外部世界，其建筑明窗巨柱，希腊式的开放，纹饰纵横，表面外在。如凡尔赛宫中花园，笔直的中轴线，两侧对称地布置了次级轴线，与横轴线相交，构成花园骨架。花园中出现一个个方格，形成巨大、清晰的几何网络，表现出欧洲人的审美理想与外在、暴露的文化精神。

    建筑诚然能体现一定时代、民族的精神内容，但它只能表达一定的气氛、情绪，有极大的抽象性、朦胧性和象征性，不能强求它表现某种明确的观念或具体形象，否则总要失败。

（摘编自王旭晓《美学原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汉语言文字的人本精神

    就文化特质而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

    汉语言文字的这种人本精神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就可见一斑。《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人看来，文字的发明这一伟大创造足以使鬼神哭泣。因此，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神圣性。古代先人们用它来祝福，诅咒，甚至相信人的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所以名字要避讳，要讲吉利。这种对文字的敬重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和喜悦，表现出人能够战胜外部未知世界的信心。正因如此，我们的古人没有让神居文字创制之功，而是由仓颉这样一位史官来完成文字的创制。汉字在它后来的发展、丰富中都是按照人的观察、需要而形成的。汉字造字近取诸身，远比诸物。从人自身身体取材，从人接触到、体验到的自然形体、动物、植物取材，从人使用的工具包括生活器具和武器取材，这就是汉字形旁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才说汉字具有反映先人生活和社会构造的独特人文价值。

    譬如“人”字，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侧立的人形。它笔画简单，却反映出古人对人的存在的观察是准确和细致的，同时也充分显示出古人自我认识的能力，而我们则通过“人”字看到远古先民意识中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哈姆莱特也这样讴歌人类“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欧洲人通过文艺复兴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而我们汉民族却在它的文明伊始——文字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人在万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仁”字，从人从二，是针对群际关系而言的，反映了古人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礼记》《释名》等说：“仁者，人也”，“人，仁也”。二者互释现象表明我们的先人认为群际亲密的关系是人的本性。正是从此意义上，他们才热情讴歌人是天地间最尊贵最有灵性的动物，呈谦逊侧立的人形才会成为“人”的代符，并出现顺从为“从”，反从为“比”的字符。这样就从人的内在本性到外在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必然关系中建构起了“仁”的道德框架，体现了中国古代旨在建立温情脉脉、相处和睦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中国古代文化属于以求善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譬如“善”字取意羊和悦的叫声，以类比仁人之善言。而好群居的羊又被视为有仁、义、礼之德。“群”字从羊君声，君又兼表意义，即作为人伦之英杰的君子应该像羊那样相处和睦。由羊、羊声、羊群到人群，到合乎仁、善礼仪的群体，其间融通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同时，“羊在六畜主给膳”，是难得的美食。“美”字从羊，表明它首先起源于对食的某种感受性。《广雅》中把“腆”、“甘”、“旨”等关于食味的词语同列于“美”的条下，表明我们先人曾有一种以人的享乐本能为标准的审美心态，它意味着对官能性享受的积极肯定，对现实人生的充实追求和独特的领悟，蕴涵着中国人所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

    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主张幸福在人间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但这种人文性在我国古代的汉语言文字中就已明显凸现。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这种内向型文化所显示出的独特的人文性往往是西方的科学传统眼光很难理解，也很难企及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王永志：“大总师”飞天梦

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他也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这位总设计师就是王永志。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老房村，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通过观察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打雪仗的行为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1961年3月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想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中方赔偿100万美元。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人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的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摘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器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它的总设计师是王永志院士。（摘自“百度百科”）②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摘自《神舟飞船总师王永志：“伯乐”钱学森指导我一生》）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