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次记者会的主持人是两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秋俭。

[张秋俭]

   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张秋俭]

   现在开始提问。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

   请问林毅夫委员，您曾经预测过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增长20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到7%左右。请问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是否有所调整？在传统优势消退的情况下，中国新的动力有哪些？目前发展如何？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预测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得出的。当然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它的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增长就在2%-3%之间。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世界前沿之内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三倍，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靠的这个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应该达到今年总理所讲的7%左右的增得好，会比7%还要高。

[香港商报记者]

   请问杨凯生委员，在经济新常态下，您觉得金融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很多人都会担心会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您是银监会的顾问，请问银行业方面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是现在互联网金融这么热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监管？传统银行业应该怎么应对这个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谢谢你的问题。我知道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业界朋友都很关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甚至我注意到你还用了一个词：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美国侨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国有一带一路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又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请问一带一路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摩擦关系？

[厉以宁]

   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来看，关键是制度创新，它要复制一批可以推广的模式供大家来用。所以丝绸之路海上、陆上的一带一路都是在上海自贸区的影响之下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贸易和投资是并重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投资，适合于投资的就投资，适合于开展贸易的就贸易。第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带实际上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做，我们能够把基础设施搞好，这对整个路线将来的畅通是有好处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如此。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跟沿线国家更好的合作，更好的谅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也考察到一个新的情况，过去老以为连云港是最好的通向中亚、东欧、西欧的路，但是最近发现了，重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利用了长江水道，这条水路使成本大为降低。所以一定要大家拿出相互信任、诚意出来，这样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得好。

[张秋俭]

   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4月1日来电）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

材料二：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没有说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过去。”邬贺铨说，不会强迫哪个企业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水环境问题特别受重视。水量以及泄洪时对下游的影响、上游河道水域质量等问题，都有专家进行专门的论证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曾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区。”

    “我们这里暂时还叫‘安新县’，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在等国家规划。”河北省安新县精神文明办主任张胜伟坐在临时充当接待室的宾馆标间里，疲惫地望着三天里他接待的将近第20拨记者。“来的都问同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

    三年前，盛传河北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那是传说，（中央）从来没这么说过。”4月4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最终划定雄安新区，而非保定市区，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主要还是考虑资源环境。

    “保定人口较密集。雄安新区围绕白洋淀周边开发强度不大，除三个县城以外，还有很多人口稀少的地方，动迁问题相对也少很多。”邬贺铨说。

    总体规划尚未出来。一位专委会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月他看到征询意见中的新区规划，特别注重绿色低碳：“绿化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比一般城市高。基本都是轨道交通，货运都用轨道交通，减少汽油、柴油的排放。”

（摘编自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材料一：

    2017年注定要在中国文化产业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十九大报告将文化战略、文化定位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表明社会从追求物质财富的“物质经济时代”，进入了“文化精神时代”，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要“美”还要“好”，要心情舒畅、幸福指数高，对精神文化产品提出新需求。

    这对文化产业发展来说是红利更是机遇，新一轮文化消费能量将积聚和喷发。江西景德镇有两千年的制瓷史，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十大瓷厂”相继关停，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拒绝房地产的开发，保留工业遗产，景德镇陶溪川文创园横空出世，让“千年瓷都”重焕光彩。7000多青年创意人才的加入让瓷都焕发生机。文化创意不仅让创意陶瓷走入现代生活，也让传统制造业获得新生。

    6年前，智明星通还是一家只有5个人的创业公司，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全球拥有500名员工的游戏“小巨人”，2017年收入超过1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市场。智明星通打开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渠道。

（选自张玉玲《2018年文化产业前瞻：天高任鸟飞》）

材料二：

材料三：

    以北、上、粤、苏、浙为代表的第一梯队，今年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北京特色”源于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作为文化“大码头”，最新的上海“文创50条”成为沪市发展的新重点。作为文化产业第一方阵、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连续四年位居省域首位的江苏省，实则是民营文化企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真实写照。融合发展看广东，从2012年到2016年，广东省文化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5年时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实现翻倍增长，这就是浙江文化产业的“速度与激情”。重走海上丝绸之路，2017年福建文化产品出口额25. 85亿美元，在全国排名第六。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河南相对较低的人均GDP制约着河南文化建设的总体投入，文化创意人才紧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主客观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制约着河南文化建设的发展。

（选自《2017年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大揭底》）

材料四：

    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应走怎样的发展之路？关键是“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有良好的大环境。在外部环境的营造过程中，政府就像一名优秀的“管家”一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并非“亲力亲为”，而是要积极搭建平台，建立更好的制度，加强监管，为文化产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练好内功”。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如今，80后、90后，甚至00后消费群体不断壮大，其新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对文化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想扩大文化消费，释放文化产业的新活力，就要坚持内容为主，秉持工匠精神，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大会上，国家文物局展出的3D兵马俑、数字敦煌壁画让体验者赞不绝口、直呼过瘾。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也给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启示，即文化与创意，二者缺一不可。

（选自刘坤《靠质量吐芳华》，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1月10日）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建设者，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是林鸣建设生涯的一个高峰，也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但对中国的工程建设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每一个节假日，林鸣必定陪伴在坚守岗位的工人身边。

    这种“在一起”不仅是生活层面的关心、爱护，更是工作上的充分尊重、理解以及激励和培养。在林鸣的带领下，港珠澳大桥岛隧建设队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自项目开工以来，这支队伍中的16个集体、9名个人获得国家级荣誉，1名一线技术工人被誉为“大国工匠”。

    2005年接手这个工程后，林鸣对它的投资方、环境做了研究。林鸣对这一带很看好。在一些人对这个工程建设表示困惑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要把珠江口区域当作一个超级城市。现在，包括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和正在规划的伶仃洋大桥，将来东西连通后，珠江口区域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工程不能简单地用工程经济指标来衡量，而要用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去考量。它正在改变格局，改变人的思路，改变城市化的观念。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现状的理性，对创新的欣喜，对超越的欣赏，对尝试的包容。

现在，林鸣心底还有一个愿望：等到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那天，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在大桥上跑一次。到现在为止，他的跑步纪录是46.3公里。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他想他应该能跑下来。

（摘编自《独家专访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材料二：

    “说到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座大桥，我们得先看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孟总说。

    珠江口水域面积大约2100平方公里，半径60公里以内有14个珠三角的大中城市、7座机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南大门上的一道防线，今天更是国家发展珠三角，特别是与香港、澳门携手打造“大湾区”前景非常辽阔的一个经济大舞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省依靠香港经济的带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一，只是多年来粤东、粤西发展并不平衡，交通造成的阻碍是主要的原因。

    孟凡超说：“香港通过珠三角东岸这一侧的交通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了和内地，比如深圳的经济勾连。但和西岸，和澳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原因就是珠江口东西两岸天堑的阻隔，导致珠三角西岸经济开发建设明显滞后，经济布局相对薄弱，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进一步发挥我们香港经济在大湾区内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建一条港珠澳大桥就显得很有必要。”

（摘编自长篇纪实文学《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

材料三：

    由33节巨型沉管连接的海底隧道，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它将直接消耗33万吨钢筋和200万吨混凝土，足以建造8座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

每节标准沉管长180米，宽37.95米，重约8万吨，大小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但在此之前，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做过外海沉管隧道，而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咨询需要十几亿元。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一定要有飞跃式的发展，这么重要的工程，如果我们还简单重复，那就对不起肩负的这份职责。”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大桥设计之初，就定下目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大桥故事”。

    勇于开始，敢于尝试，沉管制造的一项项创新成果应运而生：2012年，伶仃洋深处牛头岛，数千名工人在荒岛建起一个足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超级工厂，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沉管预制工厂。

    从未制作过模板的工程团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精度最高的自动化模板制造，并集成开发了钢筋流水线生产、大型全液压模板、混凝土控裂、管节顶推等成套技术，提高了工效和质量。

    为了让沉管能经受近30米厚海底淤泥的重压，设计师们开创性提出半刚性沉管结构，解决了沉管隧道深埋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做到了深海沉管“滴水不漏”。

（摘编自《海上工匠——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和它的建设者们》）

材料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便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最佳案例。通过挖掘潜力、提升管理、包装营销、文创开发等措施，故宫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网红”，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也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收益。在2月17日的亚布力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其实就已经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收入。并且，论坛中众多企业家对于2018年度故宫博物院总体收入突破20亿元表示乐观。一时间，故宫成为各文博单位争相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突破的过程。 2013年，即便它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开通了新媒体公众号，故宫给人的感觉还是严肃庄重、遥不可及的，直到2014年8月1日，一篇名为《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文章让平均阅读量四位数的故宫有了第一次的10万以上浏览量，其中雍正行乐图被做成动图，雍正在河边洗脚、喂猴子，并配上了让广大网友觉得十分接地气的文案。而2016年，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和有关性情各异的文物修复大师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爆网络，网络平台播放量突破100万次。2018年10月下旬，故宫与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开播。在年轻群体中颇受欢迎的演员邓伦与周一围担任“故宫文创新品特邀开发员”，在每期节目中联合嘉宾与专家进“宫”识宝，了解宝物的背后故事，并与设计师一起开发与故宫元素相关的文创产品。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随着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火爆，和相关影视综艺的走红，故宫的品牌形象从古老庄重的博物馆和宫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越来越迎合年轻游客的需求，也不断拉近着“皇宫”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摘自《故宫文创15亿营收背后：跨界+IP+网红》）

材料二：

材料三：

    故宫走红，与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着直接联系。他曾这样说：“故宫要吸引更多的公众、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吸引年轻观众，必须用年轻人的方式。”故宫运营的成功，首先是挖掘潜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开放面积，随着开放面积达到80%，故宫大量的空间被清理出来，让拥挤的游客有了分流空间，并让很多沉睡在库房的文物有了展出机会，更让故宫在常规展览之外依托更多资源和空间策划更多的展览。其次是转变管理观念。故宫在管理方面从以保护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公众为主，开始致力于提升公众参观游览的体验度，修整地面、理顺购票安检流程、科学配置厕所等，这都有利于公众在参观游览时感受到温馨和便捷。单霁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参观者的目的性多样化了，过去就是来旅游，但今天来的人有看展览的，有拍雪景的，有喝故宫角楼咖啡的，有买故宫文创图书的。“需求多样化，应变也必须跟得上。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不同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趋势，把这些叠加起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后是营销包装。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故宫经过一系列包装策划，用呆萌的形象迅速吸引大批年轻人目光，由此带出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大卖。在这个过程中，重视新技术和新渠道是成功的经验，文创产品开发也注重彰显故宫特色，体现了差异化，让公众眼前一亮，流量变现的过程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文明的载体，珍贵脆弱的文物常被束之高阁，供我们隔着玻璃恒温恒湿地观赏，却忽略了越是钦慕，越是渴望了解、渴望触碰的心理。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是对于工匠精神的尊崇，对文化的传承却不会改变。今天故宫博物院将文化自信渗透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作、营销的各个领域，既跟随了时代步伐，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等进行了体现。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故宫运营模式的创新价值》，有删改）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