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建筑废弃物通常被称为建筑垃圾。2005年建设部出台《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将“建筑垃圾”定义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伴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建设进程，建筑废弃物大量产生。目前，我国建筑废弃物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到40%。而这些建筑垃圾目前回收率不到5%。建筑废弃物的大量产生与低效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不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效率原则的要求。

（黄锡生等《生态效率视角下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材料二：

    通过“重力分选”，将建筑垃圾按照不同比重分为“重、中、轻”三档物料，同时在分选过程中经风力抽吸还会分离出其中的轻飘物和细尘土二种物料，总计会有五档物料产生。（见下表）在经过上述二道分选后，其中的部分物料就会直接作为相应产品的原料，予以利用，剩余物料将视情况或再进入下道处置。

（顾成玉《建筑垃圾处置及利用的探索》）

材料三：

    建筑垃圾在日本的正式名称叫“建设副产物”。其中，又分为不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废弃物、可作为原材料再利用的建材（如混凝土块、木材）和可直接再使用的建材（如渣土、金属）三大类。可见，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并不全是垃圾。

    日本对“建设副产物”的细分多达20多种，处理不同种类副产物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比如杂草等按一般垃圾处理，木材、建筑污泥等按建筑垃圾处理，金属等按产业垃圾处理，石棉、荧光灯变压器等有毒有害物质按特别管理产业垃圾处理，建筑渣土则不归入垃圾。

    减少施工现场垃圾产生和尽可能再利用是日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原则。根据《建设副产物适正处理推进纲要》，建设项目的发包人和施工方有义务在建设过程中减少建设副产物的产生，建材供应商和建筑设计者有义务生产和采用能再生利用的建材。对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使用；对不能再使用的建设副产物应尽量再生利用；对不能再生利用的副产物则尽量通过燃烧实现热回收。

    日本对建筑垃圾的生产、分类、处理有严格的流程管理。施工队要向建筑公司总部提交对工程可能产生的垃圾估算、分类再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详细计划，并将结果报告保存5年。如果一家企业上一年产生的产业垃圾超过1000吨，则必须在当年6月30日前向当地都道府县知事提交垃圾减量的计划。

（管克江等《德国、日本、新加坡的建筑垃圾再利用经验》）

材料一：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进”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官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国家之一。”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幕后》)

材料二：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赶”，90年代的“提高和创新”，我国桥梁建设邀来了21世纪的“超越”阶段。中国桥梁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伴，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胶州湾大桥，获得国际桥梁组织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为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大跨径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之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著名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桔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材料三：

材料四：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金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英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材料一：

    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芯片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芯片组合。它们彼此依赖，组合在一起能发挥更多作用。例如，计算机里的中央处理品（CPU）及手机中的射频、基带和通信基站里的模教转换器（ADC）等，就是由多个芯片组合在一起的更大的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其单位为纳米（1 纳米为 100 万分之一毫米）。这对设计、制造工艺有着非常严格、非常高的标准与要求。

    芯片行业或者集成电路行业远比大家想象的丰富得多。芯片并不只有 CPU、GPU。像 DRAM、LED、光伏、耳机，指纹识别，冰箱，电视，电梯等，都会用到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的芯片。芯片的种类分为通用芯片和专用芯片，通用芯片如移动处理、PC 处理器、存储器等，专用芯片如消费类芯片、通讯设备芯片、国防芯片等。

    （摘编自搜狐科技《我们的中国芯》）

    材料二：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争夺中国芯片市场，或将使中国芯片面临“灭顶之灾”，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平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 3200 亿美元，全球 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但国产芯片的市场份额只占 10%。全球 7%的手机是中国制造，但其中不到 3%的手机芯片是国产的。

    李平说：“一个长期无“芯”的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全球产业链的下层位置。”正是由于芯片生产、设计能力的缺失，导致国内的芯片设备普遍长着一颗“外国芯”。未来中国公司如果不建立自己的产业核心技术体系，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产业安全也将没有保障。

    2003 年，美国俄亥俄州核电厂控制网络的一台计算机芯片被“SQL Server 蠕虫”感染，其安全监控系统停机近 5 个小时；2008 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台发电机控制系统芯片受到攻击后被物理损坏。2010 年 7 月，德国专家发现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工业控制系统芯片的破坏性病毒，伊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美国等国均遭到攻击。

    类似的国防安全威胁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中科院“百人计划”、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吴南健说，从军用角度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国防安全问题。如果芯片被植入“后门程序”，该程序就可以绕过安全性控制而获取对程序或系统的访问权，任何国家一旦与供货商打起来，美国可以通过芯片系统破坏该国国防安全。

    “芯片之痛”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反思。纵观以往各国核心技术的开发，政府采购都是巨大的助力，而如今，中国政府采购也开始发力国产芯片、国产操作系统。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中国芯片市场被外国垄断》）

    材料三：

    阿里巴巴正式宣布成立独立芯片公司，以推动国产自主芯片的产业化，马云将其命名为“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

    据介绍，阿里进入芯片领域的整体策略是云端一体，自研与生态合作结合，人工智能芯片和嵌入式芯片正是“平头哥”初期的研发重点。“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半导体设计这一端， 基本上是从架构到前端设计，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重点。”阿里巴巴芯片技术部负责人骄旸指出， 不同于其他创业公司正在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平头哥”将更注重芯片与阿里现有业务场景以及大数据算法的结合，做定制化 AI（人工智能）芯片，这也是阿里的优势。在“平头哥”的规划中，芯片公司将由阿里全资控股，不仅仅开展研发任务，还要推动芯片的产业化、生态化构建。

（摘编自新浪财经《阿里的“平头哥”有多强？》）

    材料一：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看，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融合渗透加深，推动经济社会效率提升，质量提高。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为20.5%。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位置，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在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我国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选自《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趋势解读》）

    材料三：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中枢神经”。“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在数字经济下，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从而发生蝶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展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宽……4月，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济同比增长25%。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而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使我国夯实了较为坚实的数字“地基”。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提速降费做出部署，提出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选自《抓住数字机遇打造经济新高地》）

    材料四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并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目前来看，个人隐私和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中国区城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

    材料一

    2015年，习近平先后到云南和贵州调研。他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主攻深度贫困，瞄准突出难题，脱贫攻坚不断提速、提质。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0％以上的贫困县摘帽，95％左右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完成剩余5％的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摘编自2020年3月11日“扶贫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当地党委政府热心扶助，但部分群众怕苦怕累，不愿脱贫的现象。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大多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有些贫困户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摘编自2019年9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这里指乡土社会），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再论文字下乡》）

    材料四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脱贫攻坚情况时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所到的金米村位于秦岭深处，曾经极度贫困，近年来通过网络销售、擦亮品牌，将小木耳办成大产业，实现了整村脱贫，彰显了产业发展的强大带动作用。在本次考察过程中，一张“五级书记”同框的图片热传。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共抓扶贫，共谋发展，彰显了上下同欲的强大决心，也是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底气之所在。

（摘编自2020年4月“央视网”）

材料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编纂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立法更加系统，促进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有效率活力。

（摘编自《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记者2020年9月5日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悉，4日下午，“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第一讲成功举办，该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邀请著名法学家，从中观制度和微观规则层面对民法典做出阐释，并以在线会议和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适用”为题进行讲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本次系列讲座既响应“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的要求，也是在民法典颁布数月后进行的冷静思考；既是同学们在疫情之后迎来新学期的“入学教育”，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为同学们提供的“开学第一课”。

（摘编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2020年9月5日）

材料三

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我国采取的是先制定单行法、后制定民法典的思路，民法典的出台，使原来制定的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同时废止。有些规范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要依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及时修正和废止。我们要及时修改民事法律保证民法典的统一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不只是调整民事主体关系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尺度，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民法典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就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水平和效率。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要通过社区、工作单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持续宣传，让大家了解民法典、遵循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只有掌握民法的基本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合法权益。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基本知识带进课堂书本，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摘编自《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