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安卓手机预装软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安卓手机平均预装软件数量约为9.2款，占用存储空间达634.4兆，同时近八成用户表示，虽然某些预装软件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但一般不会使用或仅会使用少部分预装软件。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的预装应用不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更成为手机功能正常体验的绊脚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过多预装应用的弊端很多。“一类问题是占据容量、消耗待机时间和偷走流量；另一类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干扰。前者是显性的但潜在危害相对较小，后者是隐性的但潜在危害大。”

    专家指出，有的手机预装70个以上的软件，甚至占到手机内置存储器80%以上的容量，它们在开机默认启动后会因占用CPU时间多而缩短待机时间，同时造成流量浪费。

    然而，用户私自卸载手机预装软件又成了另一大“雷区”。专家指出，在不能正常卸载预装软件的前提下，用户会选择“刷机”破解系统(获取ROOT权限)，之后就可以对任意的软件进行卸载。可是，这种操作会导致误删、误改手机系统必要的文件从而使手机难以恢复正常使用，也会使更多的病毒、后门软件侵入系统，极大地影响手机此后的安全性。“尽管手机生产商可以把上述风险归咎于用户自行破解的行为，但是厂家预装太多软件才是问题的起因。”陈江说。

    时隔数年，手机预装软件仍如同顽疾困扰着广大用户。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半厂商预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手机预装软件有较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很难杜绝。”陈江说。据了解，预装一款手机应用，手机生产商可以获得1到10元的收益。另外，预装软件对于软件商来说也是一种获得用户数量的手段。更有甚者，还会通过预装软件或者帮助用户“刷机”窃取用户信息进而贩卖，牟取不义之财。

（摘编自蒋其光《新规实施一月，软件仍难卸载，手机预装应用咋成了“钉子户”》，2017年08月0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工信部2017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检测和治理情况

（摘编自《二季度42款手机应用软件涉恶意“吸费”等被下架》

材料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用户依旧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暂行规定》的制定者——工信部的力量来督促是不够的。业内人士表示，手机出厂后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其中难免有软件商要求预装软件。对手机厂商、软件商和渠道商这条利益链，工信部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式监管。

    专家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模式是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即政府有关部门和消协加强合作，拓宽用户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工信部应尽快完善《暂行规定》，制定细则来界定可以预装、不可以预装和能够卸载的应用种类，并出台违反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规落地生根。

（摘编自尹志烨《卸载难》，2017年08月0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老化膨胀引发爆炸之前，面对重重挑战，人类齐心协力拯救地球家园的故事。新奇的背景设定，感人的故事情节，逼真的视觉效果，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这一切都少不了主创人员的精心制作与打磨。相关人员表示，此次《流浪地球》的数字特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团队完成。

    《流浪地球》的出现，源于日渐繁荣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支撑。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科幻小说热，亚马逊图书销售排行榜中，《三体》位列第一，《流浪地球》位列第七。

    科幻受众不断增多的背后，也离不开中国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中国科协2005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略高于1%。截至2018年，这个数字已达到8.47%，并且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人群差距不断缩小。

    （摘自《陕西日报》2019年2月19日）

材料二：

    与30多年前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前出现的元旦“贺岁档”电影一样，“春节档”电影折射着中国社会、文化、受众心理的变迁。

    今年“春节档”电影，文化的本土性得到更多彰显和更具创新性的表达，也得到了更多观众情感的认同与审美的共鸣，显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如週异于西方同类题材影片设定的电影《流浪地球》，人类选择背负地球家园一同迁徙，用“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与艺术的手段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推崇集体、讲求合作、重视家庭，对故土和家国的热爱等精神内核和价值观，既具民族性，又胸怀世界。文化内核是科幻文化的基石。一如原著作者刘慈欣在20年前创作同名小说时的表态——“我们不是在流浪，而是依然和我们的古老文化在一起。”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21日）

材料三：

    “中国电影科幻元年，不是一部电影就能开启的，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科幻片面世，取得观众认同，中国科幻电影这个类型才算是真的立稳脚跟。”《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说。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指出：“《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之作。书写方式、制作方式都做了颠覆性、创新性的表达，体现了大格局、大思维、大手笔、大主题，标志着国产电影在创作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流浪地球》观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不盲目使用“流量明星”，而是将资金投入到场景、道具、特效等制作层面，这是《流浪地球》为电影产业提供的成功启示。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四：

    近年来中国科幻片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投入和票房相差悬殊。2009年《机器侠》投资1亿元，票房5000万元，位列国内票房第32位，同年国内票房总冠军则被美国科幻片《2012》占据，获得4.66亿元票房；2010年中国的合拍片《未来警察》投资1.5亿元，票房也只有5899.5万元。

    而美国科幻片的投资制作，当年以35亿美元席卷全球票房的《阿凡达》，实际耗资3亿美元，但是卡梅隆早在1995年就写好了长达8页的剧本，他用了14年构思准备，拍摄又花了4年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另据统计，好莱坞每年花在剧本开发上的费用高达9亿美元，这样的剧本开发费用对于中国来说简直不敢想象。

（摘自《艺术百家》2018年第1期）

材料一：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进”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官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国家之一。”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幕后》)

材料二：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赶”，90年代的“提高和创新”，我国桥梁建设邀来了21世纪的“超越”阶段。中国桥梁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伴，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胶州湾大桥，获得国际桥梁组织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为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大跨径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之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著名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桔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材料三：

材料四：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金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英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材料一

    为了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遵循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

    本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金属等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且应当专门处置的废镍镉电池、废药品等废弃物；

    （三）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

    （四）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市绿化市客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商务、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及投放规范，并向社会公布。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摘编自《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材料二：

    本研究对杭州居民样本的各类废弃物的分类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3各类废弃物分类情况的相关描述信息。

    注：A：1＝从不分类，2＝几乎不分类，3＝偶尔分类，4＝经常分类，5＝总是分类；

    （摘编自徐林等《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公民参与垃圾分类有三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居民的自我监督与投入，表现在公民将家庭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政府和社区的规定，准确分类投放。公民参与的第二种方式是参与垃圾回收管理过程，每一户家庭平均一年要参与垃圾回收地点相关工作三次左右，负责给每家每户投放出来的垃圾袋上蒙网罩，以保持垃圾堆放地点的清洁。第三个方面指公民对他人的监督，具体表现为监督他人正确分类及投放垃圾、参加地方居民团体和环保组织、参加听证会与公民会议等。

    日本形成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多样化、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教育了公民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教育公民如何科学分类，同时还形成一个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给公民以压力和动力，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日本垃圾分类宣传的多样化体现为：第一，宣传主体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主体涵盖了政府、社区、居民团体、企业、家庭、学校和志愿者等。很多垃圾焚烧厂设计得非常漂亮学生游客和附近居民可以到焚烧厂参观旅游。第二，宣传内容多样化日本垃圾分类宣传既包括了对正面的垃圾分类处理的教育，也包括对不文明垃圾分类行为的宣传。第三宣传方式多样化。日本商品外包装上会印有分类标记及材料成分牛奶盒上甚至会提示包装盒处理的正确步骤：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等；一些超市也会设置垃圾桶，详细标上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等分类标志，以便消费者分类投放。

    此外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惩罚监督是促使公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外在压力。实施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是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

（摘编自吕维霞等《日本垃圾分类管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最近，讲述“慰安妇”老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悲情触摸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继而纪录片中老人们的截图竟然被制作成“表情包”在 网络上出现，引发集体愤怒。两件事，让我们分别看到了尊重与无知。

    “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一位观众的话，道出了多数人观看《二十二》之后的感受。老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些烙印于心的伤痛，即便只是通过平静的镜头语言，也足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从上映前 3 万多人为影片捐款，到后来无数人转发影片信息、呼吁人们观看，可以说，一部纪录片，倾注了从制作者到观影者共同的情感，也凝结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追思。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老人们痛苦、哭泣的表情，竟然被制作成充满戏谑色彩的“表情包”。这种消费苦难、无底线娱乐化的举动，无异于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也是对大众集体感情的挑战，当 然让人难以接受。后半生都在悲剧中活着的“慰安妇”，犹如压在我们民族心口上的一 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刻印着战争历史的痕迹，也承载着不能忘记的家国之痛。况且，她 们所遭受的侵害，至今没有得到始作俑者的道歉。如何对待这些战争受害者，直接关系 着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摘编自《别让对历史的铭记毁于“表情包”》）

    材料二：

     “葛优躺”表情包侵权案二审落槌，维持原判，判决艺龙网公司赔偿葛优经济损失 及维权合理支出 7.5 万元并赔礼道歉。从“葛优躺”走红，到葛优肖像权“躺枪”，再到今天葛优胜诉，尽管维权过程并非轻而易举，但这起案件给企业和公众都上了一堂普 法教育课：使用真人表情包不能随心所欲，即使博人一笑，也应谨守法律边界，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时下，表情包已成为流行的网络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了滥用的乱象。除了本案中的演员葛优外，姚明、张学友、周杰等体育、演艺明星的表情包，也是网民社交聊天、商家广告宣传的热宠。事实上，明星官方出品的“正版”表情包不仅是宣传工具、圈粉利器，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现实中，明星真人表情包的使用却往往超越官方提供的范围，侵权纠纷也因此时有发生。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商家与网友在制作与使用真人表情包时，为蹭热点而践踏道德底线。比如，韩红帮助环卫工人打扫街道的画面被制作成“韩红听了都想打人”的表情包，此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有违社会公德的表情包，不仅把网络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更销蚀社会的价值认同。

    （摘编自《表情包也要有“法治脸”》）

    材料三：

    在网友看来，表情包的使用早已经不限定在官方提供的范围之内了。傅园慧的“我 已经使了洪荒之力了”，尔康的招牌动作“伸手咆哮”，黄子韬的“我选择狗带”以及漫画与姚明等名人照片“移花接木”合成的表情包……成了社交聊天时的热宠。随着这股潮流，商家也爱用表情包为自己的产品广告宣传。为此，部分“被表情包”的名人选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如果截取表情包图象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或其三代以内近亲属同意，就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说，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权利人的不适当“艺术”处理，体现为一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摘编自《小心！你的表情包可能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