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格林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验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踏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超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在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以自省精神，反击网络霸凌

    互联网方便了人们的沟通，让表达和动员变得更为高效，却可能将人性中的阴暗和暴戾无限放大，对现实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南京江宁一男子因为自己两岁的孩子被泰迪犬咬伤，一气之下将狗摔死，没想到爱狗人士对他的全家进行疯狂的“人肉搜索”、骚扰、短信威胁咒骂。他的妻子无法忍受，选择割腕“为狗偿命”。甘肃庆阳一名年轻女子企图跳楼自杀，在生命挣扎的最后4个小时里，楼下围观者不断怂恿女孩自杀，有的大喊“怎么还不跳”“把驴都熊栽倒了”。一些人还录制了小视频在网上传播，有的索性开启直播……最终女孩跳楼轻生，留下的是消防队员救人未成的悲愤，以及朋友圈里那些死亡视频下面的廉价点赞。

    两个极端事件，显示了互联网时代的暴戾指标爆表。作为社会底线的尊重生命、扶助弱势，却变得异常模糊。“狗权不能大于人权”的基本共识，被互联网“信息茧房”里的网民直接无视，他们将冲天的怒火指向一个孩子被狗伤害的家庭。“娱乐至死”的精神，让一个少女的生命转化成了朋友圈里的点赞和短视频直播中的粉丝飙升。

    网络不能够成为人性的阴沟，任那里充满着怨毒、嫉妒、无耻、冷漠和凶残，将他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贬损为增加粉丝、刷出流量的道具。网络社交形成的快速动员能力，打造的便捷情绪宣泄窗口，很容易使人性挣脱文明的束缚，直接返祖到“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关系”的蛮荒时代。

    其实，两起极端事件并不偶然，之前女大学生脚踹所谓“熊孩子”，赢得了一片掌声；小护士妥菲菲自杀被救，换来的是网友们铺天盖地“你怎么还不死”的咒骂和骚扰，导致这个女孩二次自杀；在王凤雅事件中，只需要把故事编派入“重男轻女”的叙事套路，就能换来无数人对这个农村贫穷家庭的全方面攻击……网络霸凌的幽灵正在悄然伤害着社会，绑架沉默的大多数。

    让人欣慰的是，目前这两起极端事件，得到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甘肃庆阳警方表示，在少女跳楼事件中，一些起哄者及发布视频者已被拘留，警方目前还在继续摸排；南京警方也介入了“为狗偿命”事件。这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挽回人性。

    网络时代，不能成为人性的至暗时刻。否则，互联网的大洪水就会吞没整个世界。从目前频发的网络极端霸凌事件来看，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需要每一个人具有反省精神、自律的决心，遵守法律，敬畏生命，严守道德，保持宽容。

（选自澎湃新闻社论，有删改）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l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 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 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l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

    材料一：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201 9年，46个重点城市将继续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投入，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2016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134家中央单位、27家驻京部队和各省直机关已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 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 8年对46个重点城市的入户调查结果，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庭占38. 3%，较201 7年增长11. 4%。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乐群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分类技术设施标准；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推动立法加强源头减量，提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水平。

    （摘编自中国网2019年6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上海市闵行区市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调查报告》）

    材料三：

    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原因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材料四：

    苏州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0年就开始在市民中推广垃圾分类理念，201 7年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确定为全国首批4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今年年初，我市起草了《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同时制订了2019年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行动方案，提出至20 19年底，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80%，基本建立分类垃圾收运及处置体系。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键要做好以下工作：一要让新科技手段助力垃圾分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就变得简单易行。二要让新管理制度促进垃圾分类知行合一。推广垃圾分类，必须采用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从国外推广经验来看，强制的处罚措施，也是确保．垃圾分类高效完成的必须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奖惩结合，扭转市民知而不行的现状。三要让新生活理念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要重视垃圾分类理念的宣传工作，具体到操作层面，必须做到线上线下结合。

（摘编自王嘉言《改善环境，从把垃圾分类当作习惯做起》，《苏州日报》2019年6月5日）

材料一：

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今天，汲取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抑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以民法典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二：

民法典是一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儿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大法。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民法典不仅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所需的大量规则，而且通过公平分配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给合作过程注入平等相待、尊重权利、信守契约、诚信无欺、公序良俗等精神元素，推动合作产生最优效果。同时，民法典赋予和保障了社会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契约自由、行为自由，激励社会主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激活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能量，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果最大化。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民事检察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冯小光：民法典颁布以后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地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最高检党组提出，要以点带面实行精准监督，就要深入学习民法典，全面理解法律的内涵和要义。

王利明：民法典是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基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民法典颁布之后，可以从整个民法典的规则来考量一个案例，而不像在单行法时代，可能只涉及合同问题，不再考虑物权问题，不再考虑婚姻法问题。我想特别强调，在民法典中，大概有49个条款属于引致条款，就是说引致条款一定要和相关条款结合起来适用，才有助于正确处理好案件。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摘编自龚云飞、关仕新《王利明、王轶、冯小光“三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