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高尔顿与优生学

    弗朗西斯·高尔顿以创立并且热情地传播优生学而被大家牢牢记住。优生学是一种建议人类可以像动物一样促进“好的”特性，抑制不必要的遗传的理论和计划。

    1822年高尔顿生于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的女儿。父母最初计划让他学习医学，因此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伯明翰综合医院学习，之后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1844年1月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父亲去世了。

    高尔顿继承了巨额遗产变得十分富有，因此可以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从1845年开始，他和朋友一道赴尼罗河流域进行考察，穿越萨哈拉大沙漠，游览贝鲁特和耶路撒冷。

    1850年，经过与皇家地理学会协商，高尔顿决定考察从非洲西部和南部到恩加米湖的道路。这次探险充满了困难和危险。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与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历尽艰辛，获得了大量西南部非洲资源和风土人情的第一手资料。

    到了夏季，他喜欢到设得兰群岛去捕鱼和收集海鸟标本，有时也驶帆出海，或者乘热气球升空。后来，他通过观察发现了一种顺时针旋转的大规模空气漩涡，并把它命名为“反气旋”——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高压系统。

    1859年高尔顿的表兄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引起了他对人类遗传的兴趣。他的科学研究很快转移到与生命有关的领域。他把达尔文关于围绕着群的平均值的偶发变异原理应用于人类研究，于1869年发表了专著《遗传的天赋》。他确信身体特征、智力和性情等是遗传的，“在人类的发展中，遗传是比自然有力得多的动因”。高尔顿写道：“我以一种最没有资格的方式反对自然平等的主张。”他相信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控制人类繁殖的血统。“在培育者意愿的控制下，后代的身体结构看起来似乎像粘土一样具有可塑性。”

    在完成了智力天赋的家族谱系研究后，高尔顿又致力于建立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来考察人类才能的差异。1883年他出版了专著《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书中概述了自由联想和关于心理意象的问卷调查这两项在实验心理学上划时代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这本书中，高尔顿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以人类的自觉选择来替代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为此他还创作了“优生学”这个词。如他后来定义的，“优生学是一门研究能够改进一个种族的先天品质的所有影响以及将这些影响发展到极致的科学”。

    然而，优生学也成了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的法规背后的智力动因。丹尼尔·凯维勒斯写道，“从高尔顿开始，‘优生学’成为了一个具有丑陋含意的词——这是理所应当的。”需要注意的是，高尔顿是在做一项有缺陷的工作，它被称作“遗传的祖先定律”。他相信父母的每一方对后代的特征做出的四分之一的贡献，每一方的祖先对剩下的部分负责。

    高尔顿熟悉“高斯曲线”或者“钟形曲线”，他还成为生物测定学的创始人之一。1884年他在南肯辛顿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会上开设了人体测量实验室，在那里测量参观者的体重、身高、肺活量、力量、视力和听力，还有其他变量。为了优化社会，他提出了一种度量智力能力的方法，对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普通智力测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888年，他开始对指纹研究产生兴趣，并于1892年在其专著《指纹学》中提出了指纹分类法。他的指纹编码法被伦敦警察局采用，作为伯特隆测量系统的补充手段来建立犯人档案。

    高尔顿于1911年1月17日去世，他创立的优生学协会在1989年由伦敦创办的高尔顿研究所继续下去。

    高尔顿一生发表了300多部作品，范围很广，表现出不羁的好奇心。在广泛的旅行中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超然物外的人类学家。

（摘编自约翰·西蒙斯《科学家100人》）

相关链接：①弗朗西斯·高尔顿，从小就聪颖过人，出生12个月后，便能认识所有的大写字母，18个月后则能辨别大写和小写的字母。3岁时他学会签名，4岁时能写诗，5岁时能背诵并理解苏格兰叙事诗《马米翁》，6岁已精通《荷马史诗》，7岁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他曾到西南非洲探险，因树立功绩而知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三年后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晚年受封为爵士。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人类学、地理、气象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面。（百度百科）②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重视遗传素质的研究，但夸大了遗传素质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后天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是欠妥的。（佚名《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

真率自然的画笔人生

徐锐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丰子恺9岁在云芝私塾求学的时候，按《芥子园画谱》勾描人物，被塾师发现，塾师遂令他画一幅孔子像以供同学朝夕礼拜，从此，丰子恺便有了“小画家”的名声。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学习绘画理论，画艺进步很快；而时任国文老师的夏丏尊则教导严厉，要求习作“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

    1919年丰子恺赴日学习绘画。留学期间，他与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竹久梦二那里，他得到了更多漫画的灵感，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自己对个体生命与艺术的感受融会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

    回国后，迫于生计的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授课讲学，并开始了漫画创作。好友朱自清把其中一幅拿去，刊登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此后，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多次发表作品，并冠以“漫画”的标题，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漫画”这个名称。

    丰子恺尤其喜欢画儿童漫画。丰子恺认为，儿童是最能保全人的本性的，他们彻底的真实，纯洁而不虚饰。他的儿童画往往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童趣，显示出一个漫画家对童心的珍视和呵护。

    丰子恺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题的是古诗词句，画的却往往是现代的人物，他称之为“古诗新画”。“古诗新画”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意在捕捉现代生活中的古诗意趣，其“取材少而精，立意深而长”的创作原则使之具有鲜明的写意性。

    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丰子恺与法师合作，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珠联璧合。这套画集不仅融入了师恩和情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丰子恺从小就受到祖父母不杀生的影响，认为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出于这种心情，他以画为径，劝人戒杀、放生。丰子恺强调，“护生”就是为了“护心”——这也是画护生画的真正目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丰子恺已近40岁。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家以自己的方式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去当时的抗日中心城市武汉，用画笔作枪，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化运动。1938年5月，漫画家们将大量的抗战题材作品运上了两架开往日本的飞机。两架飞机飞抵日本本土后进行投掷，各种反战宣传物品就像一枚枚真正的炸弹，深深震撼了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心，强烈地动摇了日军的后方阵地。丰子恺由此深感漫画抗战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发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的号召。

    除了声名远播的漫画作品，丰子恺的散文也备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以“闲适”为特征的随笔散文蔚为风行。丰子恺的首部散文《缘缘堂随笔集》里的文章写的多是些平凡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读起来轻松自在，毫无牵强做作之感，却足以引人深思。他的散文带有淡淡的“禅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丰子恺散文的禅味不仅是参禅顿悟，还有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他始终关怀着人间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从不放弃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努力。丰子恺以佛家的慈悲和他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关爱这个世界，他的文章始终充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丰子恺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佛教徒，他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关注社会人生，不屑于与那些自以为信佛就可免灾的人为伍，入佛道却不为佛道淹没。与其说丰子恺信佛，倒不如说是佛家给了他一种思维方法，为他营建了一个乱世中的心灵栖息地。

    热衷于现世又不被生活磨难所击垮，丰子恺颇有苏轼的随意与旷达，也有海明威那般的“硬汉”风度。丰子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但他创作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选编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文化，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②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据丰一吟同志说，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这些文章是丰先生在清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林放《丰子恺先生一事》）

购买美丽华

    一九九三年，李兆基的恒发旗下又添上一间实力潜力具备的公司，那就是美丽华酒店。

    美丽华酒店是何善衡、何添、杨志云、洗为坚等在当年合力创办的。杨志云跟李兆基是多年朋友，在李兆基初到香港后不久，在文成东街的金店银铺做买卖的同时期，杨志云也是金融业内活跃的一员。

    一九八五年，杨志云与冯景禧相继去世，一年之内痛失两位好友，李兆基每每提起来，仍多伤感。

    杨志云一共有五个儿子，在杨志云死后，由长子杨秉正管理美丽华酒店，其余四兄弟都各有发展。兄弟们都有放弃美丽华之想，但他舍不得父亲遗下的事业。

    美丽华集团名下物业，主要是弥敦道用以经营的美丽华大酒店及金巴利道用以收租的美丽华大厦，这两块黄金地皮，前者有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平方英尺，后者则占地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平方英尺，可以说大约共有楼面一百六十万平方英尺。

    此外，在蛇口有南海酒店的合营业权和管理权，在广州有广发花园的发展地盘，上海虹桥亦有美丽华花园发展地盘，香港有诺士佛台，翠亨屯酒楼名下生意。

    一九九三年的地产市道高企，弥敦道凯悦酒店对面的写字楼成交价高达过万元一平方英尺。

    以此测算美丽华酒店名下的地产，亦价值一百五十亿元。

    当时，美丽华酒店的股数只有五亿股，如以每股十七元计算，即港币九十多亿元，股价等于资产之六成，是相当便宜的。

    李兆基心上除了这条数之外，也同时忆起了故人好友，感情上他很愿意照顾老朋友的下一代，更不愿意看到杨志云所创办的事业卖到市场上去，有被分拆、化整为零的遭遇。

    于是立即与杨秉正联络，请他上恒基写字楼磋商。

    杨秉正坦白承认杨氏家族有意思出让美丽华酒店的股权，以便能套取现金，让各兄弟的事业发展更有自由度。

    李兆基闻言，诚意地表示很乐意承购，并请对方回去跟家人及杨志云遗孀杨老太商议。

过了不久，长江实业和中信泰富也在部署收购美丽华酒店。

    谁能成功收购，关键仍在杨氏家族的股权之上。杨秉正向李兆基传递一个重要的口讯，就是：杨老太很希望李兆基收购美丽华酒店成功，并且希望李兆基答允在成功收购之后，仍由她的长子杨秉正主管业务。换言之，出让主权而盼望仍有治权，万望李兆基不要把美丽华集团解散重组。

    杨老太的这番心意，李兆基当然明白。

    年轻一代各有志愿，亦各有所成，未可厚非。过分勉强地为保存家族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一定是好事。

    但，对上一代人来说，舟经百战，艰难创业，一下子王国解体，自有千般不舍，万种无奈。

    杨志云夫人与李兆基是同一代的人，她盼望这位丈夫生前好友能造就杨家上下两代的心意，实行两全其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故此，李兆基慨然答允。

    长江实业与中信泰富一旦与自己联手收购美丽华，对方是在商言商，公事公办，到时将美丽华改组分拆势所难免，则李兆基又何以自处，何以向故人妻儿作交代呢？

    李兆基这番为难，不能向外人倾吐。

    于是李兆基只嘱咐林高演，争取成功收购美丽华。

    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恒发与美丽华就达成协议，准备签定协议。

    除了杨秉贤之外，杨志云夫人率领四位儿子，对代表李兆基的林高演说：“杨氏家族要出售的股份应该是价高者得。但是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四哥和先夫是好朋友，杨志云在世之时一直是恒基兆业的董事，有了这层渊源，就算是收购价一样，我也会毫无考虑地卖给四哥。”

    两代交情，三十年友好，杨志云夫人就这样意简言深把杨氏家族所持的美丽华集团的股权交托到老朋友手上去。

    完成是项交易手续，已是午夜。

    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仍然思考问题、埋首苦干的李兆基，在他麦当劳道惠苑的公寓书房内接到林高演完成使命的报告，他轻轻的放下电话，移步回房，默默地俯瞰着瑰丽如宝光流转的本市晚色，这位名成利就的香江大亨有着无穷的思念，无尽的感触，无言的叹息。

    思念的是已逝去的友人，和把臂同游、把盏共欢的知己畅叙日子。

    感触的是十年人事几番新，从前，谁也想不到会有今日，世事难料，谁又敢说明天会怎么样？

    叹息的是人生的成败得失所牵引起的喜怒哀乐，局外人如何可以猜想得到？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取材于《郭梅尼人物通讯选》）

【相关链接】

①茅以升（1896﹣1989），中国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内心有一种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11月16日，南政府决定炸桥以阻断敌人，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为这一天预备的。12月23日，茅以升正式接到炸桥的密令。当晚，他来到书桌前，奋笔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得以成功修复。

（摘自“百度百科”）

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著名遥感学家、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师大教授李小文被推到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2015年1月10日下午，噩耗传来，这名莫测高深的“扫地僧”李小文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初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谢云下楼时，发现一个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穿着一双布鞋的男子迎面上楼。“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做的是遥感基础研究。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他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讲到遥感的大气纠正，他引用“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的诗：“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被称为“爱打赌的教书匠”。他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去年，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做出的贡献更可贵。

（摘编自《新京报》2015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他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②身负院士光环的李小文身怀绝艺、低调行事，在看惯了学者西装革履、高谈阔论的时代里，他的光脚和布鞋，让我们感受到了纯粹的力量。（《人民日报》）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丈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