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用什么点亮黑夜

陈怡嘉

①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科技新闻：有人在健身房的地板下装上特殊的装臵，收集人们跳健美操时蹦跶的能量，用来供应健身房本身的照明需要。我不由感叹现代人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身上多余的热量成了脂肪，成了健康的负担，而我们同时又一直在向自然界索取能源。可惜，似乎这样的创新发明仍然无法大规模推广，离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远。我们生活中所使用的电好像一只只尾巴干净灵动、却顶着一脑袋脏泥巴的蝌蚪——在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37%是由电力生产所产生的。家中雪白干净的插座，那一头连接的却是大量能源损耗、极高的碳排放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②火力发电的缺点人产早已知晓，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大致为1公斤煤产生3度电，同时会排放出很多有毒有害气体，并且发电过程中能量的损耗浪费非常严重。

③水力发电曾经被视为获取清洁绿色能源的有效途径，大江大河被视作取之不尽的能源宝库。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逐渐逐渐深入，“水电是否算得上真正的绿色能源”开始成了存在着巨大争议的问题。埃及阿斯旺水坝的故事说来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建坝发电、控水灌溉的眼前利益晃得埃及人兴奋不已，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摆脱从法老时代开始就靠尼罗河泛滥吃饭的日子，待到他们兴师动众地转移了坝区里的若干历史文物遗址、筑坝蓄水之后，却发现得不偿失：没有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淤泥，下游农地很快贫瘠下去，尼罗河入海口的水质也发生了变化，鱼类不再集在河口觅食，坝区在若干年后即将被泥沙淤积，蓄水量和发电量开始下降，血吸虫病也开始流行。而当地区局势不稳、有战争隐忧之时，大规模蓄水的阿斯旺水坝又会成为惹眼的目标，一旦被袭击，大片土地将成泽国……这水坝建得闹心，成了烫手的山芋。1998年，一篇《水坝与发展》报告，尖锐地提出了“水坝对环境破坏严重”的观点，在解决能源紧张与破坏生态环境之间，水电究竟更靠近哪一端？

④与水力发电一样，核能也备受争议，核能发电仅有50多年的历史，但1959—1995年间，全球就发生了18次重大核事故。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可能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欧美大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安全及环保的需要，如今已基本上停建核电站或提前关闭了核电站。但在碳排放成为关注热点的时候，核能又开始受到青睐——日趋严重的气候变化促使国际知名环保人士挑战禁忌，他们认为，石油、煤等常规燃料对环境的威胁比核能更大，与其完全拒绝核能，不如思考如何解决核能的经济与安全等问题。

⑤火、水、核能都不是理想的发电能源，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当科技精英仍在上下求索之时，我们还是只能使用“脏脑袋”的电。

（选自《人与自然》2011年第3期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至明清时代，中国古典家具的制造进入了鼎盛期。明清家具用料讲究，造型简洁，榫卯精密，宛若天成，表明当时中国的家具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

    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古典家具的材质价值

    不同的材质价位差别甚大，直接影响家具的价值。例如紫檀属植物约有十五种，而传统认识中的紫檀只有一种，为印度南部迈索尔邦特产，学名“檀香紫檀”，出材率非常低，只有10%到15%，做小件家具的短材一般6.5到7.8万元一吨，做大件家具价位则在10到20万元一吨。在紫檀属植物中，除檀香紫檀外，其余材种皆归属于“草花梨”种群内，出材率达70%，其价格要低得多，只要几千元一立方。所以，确定材质，在评定家具价值时至关重要。

    （二）                  

    这在明式家具中反映得最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圈椅。其背板全部用厚板挖制而成，呈“S”形，它是根据人体脊背的自然曲线设计的。椅背后边柱上端微向后弯，搭脑正中亦向后弯，使后背形成100度至105度的背倾角。坐面多用弹性很强的藤席，人坐在上面，藤席受压下垂，与坐面前沿形成3度到5度的坐倾角，这个角度，按现代人体工程学研究，为人体休息最佳角度。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500年前的明代已经把家具的造型和人体各部的关系科学地结合起来。

    （三）                     

    无论何种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一般来说，年代越久其价值就越高。当然器物本身要有确凿的年代依据，如款识。款识有年号款、购置款和纪念款等。有的器物虽无款识，但有史料或其它记载可证实其制作年代以及流传过程，也属于有准确纪年之物。这些有明确纪年的家具对我们研究各时期家具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古典家具的文化价值

    数千年来，家具始终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其设计理念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一件优美的家具必须具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它既是物质载体，又富有精神内涵。

    总之，在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时，要在同类作品中反复比较衡量，确定它在同类物品中的地位，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取材于胡德生《谈谈古典家具价值》）

    材料二

    吉祥图案在家具上的运用大约起源于商周，至宋代已被广泛使用，明清更盛，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它不仅有洪福吉祥之内涵，更是绘画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珠联璧合。

    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的构成手法如下：

    （一）运用汉语谐音

    利用汉语的谐音表达某种吉祥寓意，在吉祥图案的运用中十分普遍。例如“鱼”谐音“余”，“梅”谐音“眉”，“瓶”谐音“平”等。这样就可以组合成“吉庆有余”“喜上眉梢”等各种吉祥图案了。在有些图案中，将不同词汇中的同一个字转义成新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短语，然后再用相应的纹饰组合成吉祥图案。比如用百合花来组成图案，构成“百年好合”，寓意幸福开心一百年。

    （二）借用生物生态属性

    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寓志，附会象征。例如，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又如鸳鸯雌雄成对、形影不离，用雌雄鸳鸯并浮水面来寓意夫妻恩爱；葫芦因其多子，故在民间被用来象征多子多孙之意等。

    （三）利用有代表性事物的象征寓意

    用代表性事物来寓意吉祥喜庆，是吉祥图案对素材的直接应用，给人最为直观的祈福印象。例如金钱、玉石、元宝等都是属于财物象征的，表示对富贵的追求；再如玉器、鼎炉、书画和一些吉祥物配上盆景、花卉等装饰在家具上，寓意志趣高尚、品行优雅等。

    （四）直接应用吉祥文字

    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家具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常与室内艺术品或屏风雕刻结合起来，体现出书法艺术和民族工艺的相应相生，颇具意味。

    家具上很多吉祥图案综合运用了以上多种构成手法，含意更丰富，作品也更加成熟。

    （取材于吕九芳、徐永吉的《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

    材料三

    中国古典家具特别是明清家具，对现代家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硬木家具用材讲究，多数为黄花梨、紫檀等。这些高级硬木，都具有色调和纹理的自然美，给人以高贵、典雅之感。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外，不作大面积装饰，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纹理的特长，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格。而且明清家具表面上也很少使用油漆，仅擦透明的树脂或蜂蜡，追求其本身质感，达到“硬、滑、素、净”的艺术效果。

另外，明清家具装饰适度、繁简相宜，体现出一种少而精、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虽然装饰性的附件少，却各自有着赏心悦目的内涵和形象。现在按这种简约思想设计的家具，都摒弃了豪华雍容的感觉，却更富于时代感；它们都本着“以人为本，简朴自然”的原则，针对现代人而设计， 更适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具体体现就是用最少的材料生产最多的产品，减少浪费，减少污染，达到最完备的功能。

明清家具所蕴含的文化感让设计者们分外关注。这种淳厚的文化气息在其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优美形式中得到直接的体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尤其是园林建筑有关。当时园林建筑是文人雅士的文化社交场所，因此文人雅士往往会按照中国传统士族文化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这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明式家具的设计风格。

    总之，古典家具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仅在“绿色设计”方面给现代家具很多启示，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体现着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一种审美倾向。我们不应一味地去仿制，必须加以继承和创新，取其精华，把古典的、现代的、时尚的元素加以结合，充分考虑现代人追求生活化、功能化、人性化的需求，让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得以发扬光大。  

 （取材于郑娟《浅谈中国古典家具及其特色在现代家具中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一

红黑配成为中国古代漆器的主流色，不仅是因为它的朴素中显华美，更是因为中国人崇黑尚红的观念。我国传统的色彩观，是带有哲学意义的五原色理论体系，是一种被纳入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色彩论，以五色代表一切色彩，《周礼考工记》曰：“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色即指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两极色。黑色是诸多色彩中视觉最清晰的颜色，在我国古代色彩观念中，是最高的色彩崇拜，也是单色崇拜时间最长的一种色彩，经过单色崇拜的长期过程，自夏代开始就具有特殊的位置。

孔子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规范一个“礼”字，主张用色按伦理、秩序，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把色彩的象征性作为“礼”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古代社会。儒家美学思想注重“正色”，包括红、黄、青、白、黑，认为正色是正统、高雅的色彩。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红为“正色”“上色”，紫为“杂色”，紫夺正色与“礼”不符，为不仁。儒家用“化”来为色彩区分等级，是否符合“礼”之法成为色彩审美依据的标准。千百年来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华民族产生了红色情结。阶级统治者把红色作为奖赏，来赏赐忠勇之士，更有汉代刘邦规定只有刘姓诸王邸宅可用朱红漆门，以此来彰显其姓氏尊贵，以至于后来“朱门”成为尊贵的专用代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中的哲学意味较浓，区别于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其提出的“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思想无不体现其对于政治统治者追寻朴素黑白二色的审美观念。老子反对过度奢侈，主张“清心寡欲”，他对色彩无好恶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之美。道家追崇黑白，认为黑白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道家美学色彩观对中国艺术表现颇有影响。如中国水墨画就极具体现，白纸黑墨将中国人文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黑白这两个性格特征对立的颜色在艺术表现上却产生了十分和谐的效果。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的“红与黑”》）

材料二

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艺术是人类与自然抗争、协调的精神产物，它是从我们简单的生活用具中衍生而来的。中国漆艺史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漆器艺术的产生，其实是勤劳而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凡创造，也是中国人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制作石器、玉器、陶器的原材料比较容易在野外发现，这些材料通过机械的加工、物理的改造，就变成了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装饰的器具。但漆器不一样，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要制作漆器，首先要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液汁，用它作涂料。所以，漆是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树脂制成的一种化学材料，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从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事物的本源。“漆”字很有意思，上面是一个木字，下面有几点水，古代的生漆就是从树上把植物的液体——树脂采集下来。中国的许多古地名都是以漆命名的，说明当时有很多自然的漆树林。制作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类树脂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干燥，才会结膜。一般来说，中国大漆制作时，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同时湿度要在80%左右，才能形成坚固的漆膜。

我们现在发现的古代漆器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800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瓷器，也没有青铜器，只有玉器、石器和陶器，所以漆器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品种。直到今天，8000年前的大漆工艺仍在应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把残弓，弦未存，但弓上的漆看上去非常精美。经科学考证，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被专家称为中国的“漆之源”，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

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漆器恰恰相反。古人一般把大漆涂在一些器物上，远古时往往是在木器上、龟甲上。漆是非常耐老化的，所以漆的遗存我们现在偶尔还能找到，但是它原来依附其上的木胎、骨头胎或者皮胎等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完全消失了。

中国漆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亚于我们其他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它是中国先民重要的生活工具，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艺术源头之一。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中国的剔红、戗金、描金等漆器工艺品，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的影响。

（选自《中国漆器，其实也是一项伟大发明》）

材料三

扬州漆器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之一。漆器一般指在表面涂漆的木材、陶瓷和金属等器物。我们的祖先最早认识漆的特性，他们从漆树上采割天然漆汁——生漆，把它涂刷于器物表面，留下一层耐湿、耐热、耐磨并有光泽的保护膜，并能将漆调成各种颜色，作美化装饰之用。

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西汉时，已获得高度发展。扬州出土的汉代漆器不下万余件，其中彩绘漆器最多，宝石镶嵌、金银平贴等新工艺均已出现。唐代扬州漆器生产已颇兴盛，螺钮镶嵌等工艺逐步成熟并形成特色。到了元代，扬州已逐渐成为全国漆器的制作中心，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点螺工艺的出现，更是熠熠生辉，促进了漆器造型艺术的提高。明清两代，扬州漆器进入全盛时期。刷红雕漆、百宝镶嵌等传统工艺颇为兴旺。堆漆、割彩、雕漆嵌玉等新工艺继之而起，品种之多，居全国之冠。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