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连光源：能给原子拍视频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上最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1皮秒等于一万亿分之一秒）激光脉冲产生140万亿个光子，这套总长100米的装置成为世界上最亮且波长完全可调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

    “大连光源”由加速器、波荡器和光束线站三部分构成。先由时间宽度为几个皮秒的脉冲激光（驱动激光）在光阴极上打出一簇高密度的脉冲电子，再利用直线加速器将这个脉冲电子束加速到3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电子的速度与光速非常接近。另一束皮秒或者相近时间宽度的强激光（种子激光）照射在这个高能电子束上，电子束中的电子在种子激光的作用下，就会按照激光的波长在空间重新分布（调制），然后让被调制的电子束继续穿越一系列周期性变化的磁场。电子在周期性磁场中就会一边以光速向前飞行，一边左右摆动，向前辐射出光线。途中各处发射的光会叠加增强，同时电子自身辐射的光也在调制电子自己的空间分布，从而使得电子更加强烈地辐射光线，适当地选择周期性磁场的强度，就会使得种子激光中的某个谐波成分按照前述方式急剧地自激放大并达到饱和，从而输出极紫外激光。

    “‘大连光源’有最亮的‘闪光灯’，峰值功率的亮度比太阳光高100亿倍，有最快的‘快门’，出光长度能达到飞秒（1飞秒等于一千亿分之一秒）、皮秒，不但能让分子、原子‘无处遁形’，还能给它们‘拍电影’，将物理化学反应的全过程动态记录下来。”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明了“大连光源”的大用场。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自由电子激光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新一代光源，也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竞相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科学研究、先进技术、国防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在前沿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为探索未知物质世界、发现新科学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工具。

    “‘大连光源’的建成出光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又一成功范例，也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能源、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大气雾霆、光刻等多个重要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表示，这一光源的成功研制为我国未来发展更新一代的高重复频率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大连光源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基建工程以及里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产生了世界上单脉冲最亮的极紫外激光，创造了我国同类大型科学装置建设的新记录。

    这一项目也开创了我国科学研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成功合作的先例，对于未来加快推动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科学目标为驱动，让大连光源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研制的典范。赵振堂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早期的大科学装置，往往都是先建好装置，再去找用户，看看哪些科学家能用。“但是大连光源把这个过程反了过来，是科学家先对科研有了需求，再找到工程团队来合作。这要求我们在建装置之前就充分调研，开工之前就要掌握装置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大连化物所的长处是科学研究，而上海应物所团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积累了20年的经验，两个团队为了相同的梦想走到了长兴岛，合作顺利得出人意料。

（《中国科学报》）

    材料一：

    共享单车需要消费者利用手机安装企业提供的APP，有偿使用企业提供的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有的企业是需要消费者预付押金才能租赁共享自行车的。我国共享单车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爆发，随后有近70家“玩家”跑步入局。而且，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附属品：共享经济，在共享单车的启发下，“共享+X”成了打开创业的新思路，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床位等等接踵而至。

    然而，在今年西伯利亚寒流袭来之前，共享单车的冬天就已经悄然而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倒闭的共享单车名单就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町町单车、小鸣单车等。下面是来自易观智库的调查数据：

    从2015年年初，摩拜和ofo就保持着相似的融资步调。到今年六七月，摩拜和ofo先后完成E轮融资，摩拜的背后有腾讯、高瓴、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等，ofo的背后有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滴滴等。

    （摘编自《百团大战到两强争霸，共享单车带来哪些思考》，2017年11月《新浪财经》）

    材料二：

    共享经济产业竞争越是激烈，越能促进优胜劣汰，从长期看，市场和消费者也就越能获利。共享单车发展到“下半场”，包括小蓝单车、酷奇单车等“力竭而退”的失败者多达六十余家。

    尽管共享单车市场尚未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摩拜和ofo双雄并立却是大局已定，胜利者有权也有义务收拾失败者的残局。从市场层面说，六十余家市场退出者留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双雄”没有理由拒绝接受。群雄逐鹿的结果是兼并统一，全面接收失败者的资源、客户、份额是精明策略的首选。“双雄”之所以还有所犹豫，根源在于高额的押金债务和债务分配。其实，按照网络推广成本与预期份额计算的话，代偿失败者留下的押金债务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客户和份额，而且还能留下口碑和信用，这些实打实的积累，将成为“双雄”未来合并或对决的最大砝码。

    从法律层面讲，交通部等十部委出台的共享单车指导意见中明确，单车企业在“收购、兼并、重组”中要首先保障用户权益和资金安全。从政府监管层面看，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能为经济社会竞争成本买单，更不能为资本盲动的损失买单。监管部门对押金等资金安全缺乏监管的教训，需要牢记于心，要夯实法律规定，做好消费者的守护人。

    本轮共享单车退还押金难的危机也提醒立法者：押金和预付款问题若不能正式写入立法，就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电子商务立法必须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摘编自朱巍《该如何收拾共享单车的残局？》，2017年12月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今年早些时候，支付宝已在全国五个城市开通快递借书和共享书架的服务，而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也试水了“共享书店”。所谓“共享书店”，就是读者只需下载“智慧书房”App，在线支付99元的押金，即可享受单次扫码借阅总价低于150元的两本图书，不过需要在10天之内归还。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会有1元“阅读奖学金”直接打入其“智慧书房”账户，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的8%作为奖励。“共享书店”实际上是“有偿租书”，具有图书馆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共图书馆、银行，也进入共享图书市场。

    与网络书店相比，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体验，与读者深度交流。书店有其商业上的属性，书只是经营者与顾客众多交集中的一个，只有交集越多，价值才会越大。所以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不在图书本身，而是经营者的思维方式。这样，就有了“共享书店”的兴起。一方面，出借的图书归还后，基本还用来销售或再次借阅。如果有破损，可能会进行打折出售或捐赠，和出版社协商退回也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读者降低了阅读成本和门槛，提高了阅读频次。

    “共享书店”是实体店服务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实体书店应探索出一条以“学术、文化沙龙、电影、音乐、创意、生活”等为主题的文化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为读者搭建一座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公共性文化平台。

（摘编自汪昌莲《“共享书店”是服务转型的有益尝试》，2017年11月28日《联谊报》）

跫音

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从建成至今，它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1917年，农历丁巳。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其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罪恶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新青年》也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给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有删改）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节选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节选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节选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

材料一：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有删改）

材料二：

BBC香港1997年7月1日报道  他们在回荡珠江两岸的号角声中离开，用挥手画下悠长告别的句点。这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最后一次航行，大英帝国的最终章。

雨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这位最后的香港总督离开总督府时，现场弥漫着情绪。这一刻他准备已久。当降旗的号角声最后一次响起时，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勉力维持住情绪。

这位总督是苏格兰风笛的爱好者，这首《高地教堂》是他最喜欢的曲调。他必须离开代表这座城市的住所，象征这位最后总督的国旗也将随他回国。他的女儿们专注地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总督离开时，他遵循传统，坐车绕行总督府三圈。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代表着承诺“我会回来”。

英国占领香港，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之时。今晚，她的后代将把香港交还。

夜空紧接着被点亮，伴随着隆隆的烟花声。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程在节庆般的烟花中画下句点。

午夜来到，历史将香港从英国的怀抱中移开。英国国旗降下，一个半世纪的大英帝国统治随之结束。

登上“不列颠尼亚”号，他给女儿温柔的碰触。

看着今晚在我身后航行的“不列颠尼亚”号，很难想象英国人靠着木造船航行过半个世纪的时代。那时候，香港是个荒凉寂寞的地方，英国人的帝国主义冒险最不可能发生于此。当时香港还没有成为大英帝国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有删改）

材料三：

美联社香港1997年6月30日电  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主权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香港剪贴簿上此时此刻展示的英国人结束、中国人开始的种种镜头，显示殖民主义逐渐衰落的图像，以其规模和速度使人眼花缭乱。

英国查尔斯王储的游艇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对英国来说，虽然查尔斯王储和彭定康设法把他们的撤退变成尊严和克制的英国爱国主义场面，但是，这个事件已通过使英国感到沮丧的方式提醒英国：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缩小。

全世界通过电视观看的这个简单仪式给19世纪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并洗刷了中国一贯认为是根本的耻辱。

对香港630万人民来说，这是未来的黎明。这一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纪元的诞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