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古代丝绸之路，从时间上看，跨越2000多年，历经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从地理类型来看，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依据商品类型可细分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等。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得以与西方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物品互通有无。在此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郑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七下西洋，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希腊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公元前6世纪时，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已传入希腊。战国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就将当时的中原地区认定为与丝绸相关的地区，古代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将中国称为“赛里斯”，“赛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是“丝”之意。从古代中国的情况看，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征犬戎就曾到达中亚一带，沿路还将丝绸、黄金、贝带和朱丹等中原物品馈赠给当地部落首领。尽管《穆天子传》等带有神话色彩，但却提供了古代各族分布、迁徙和交往的历史素材，描述了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

    学界有人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开通丝绸之路。事实上，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传达汉朝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愿望，尽管这一目标并没有达成，但张骞出使西域却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开通了。此后，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当然，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时，不仅要关注中国在沟通西域方面的举措，也要关注中亚和欧洲在构筑丝绸之路中所起的作用。

    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其地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为了密切宫廷与各郡的联系，加强统治，开始修建御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认为“波斯御道”上往来的邮差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邮差。后来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帝国，将西亚和中亚地区纳入希腊的统治范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并在沿途修建商贸网点，大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迁徙到这些地区，无疑促进了欧洲、中亚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打通创造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为现代社会条件下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的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而贸易投资缺乏便利正是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最大的障碍之一。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中中国是东方的端点国家，但并不主导一切那样，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也更多地起到发起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只有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是这一方案的灵魂所在。

（摘自2015年4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宫斗剧”的文化本质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恩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就其审美接受效应的本质看，“宫斗剧”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合了当今社会成功至上、唯金钱论、男性中心等潜在的社会心理。例如，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就有意无意地鼓励女性学习后宫嫔妃的“隐忍”与“奉献”，促使她们按照男性的意愿，而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来塑造自己。而后妃娘娘们施展各种手段去争宠，则与当下社会中复杂的男女关系颇为相似，甚至其“高明”的手段可资借鉴。至于那些人情算计和权利博弈，又有和所谓职场政治对号入座的可能。无论是情场还是职场，古代的后宫纷争一旦和这些现实情境挂钩，一系列“宫斗”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白领女性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了。

（节选自《人民日报》）

宇宙中的奇异现象

苏光路

行星不走寻常轨道

    宇宙从表面看上去，繁星璀璨，和谐有序，好似一座上满发条，便可安然运行的钟表。其实，就像水面游动的鸭子，我们只看见它悠然平静的身体，看不见水下划动的双脚。一些天体运行在异常怪异的轨道上，连世界顶尖的天文学家也会被搞得一头雾水。比如距离地球200光年的“开普勒16B”，这颗冰冷荒凉的行星竟然围绕着两颗恒星公转，这是天文学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文学家一直以为，两颗恒星的引力会把行星的轨道扭曲搞乱，甚至会将其撕碎，总之，它们不可能和平共处。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开普勒16B”却正平静地在两颗恒星间转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在“开普勒16B”上每天傍晚上演双日落奇观，像科幻小说描述的一样神奇。

    在宇宙中，如此靠近恒星的行星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用司空见惯来形容。比如最近发现的WASP-18b，它距离恒星的距离比地球距离太阳近50倍，不到一天就可公转一周。

    因为WASP-18b距离恒星太近了，导致它们彼此都有些扭曲，炽热的恒星将其表面炙烤得处于熔融状态，一百年后就会被恒星化掉。难以挣脱的引力还使得它越发地靠近恒星，所以毁灭的命运是注定无疑的了。

黑洞吞噬大恒星

    2011年底，美国天文学家目睹了天文观测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辐射光芒比1000亿个太阳都明亮，它就是人们一直在教科书上了解的“伽马射线暴”。

    开始飞来的强光让科学家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伽马射线暴是转瞬即逝的闪光，过一小时又重现。与近半个世纪前观察情况不同的是，本次伽马射线暴尤其强烈，持续数小时后，仍不停释放X射线，且无停止的迹象。

    持续观测，天文学家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遥远星系中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从休眠状态中突然苏醒。起初几颗恒星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其中一颗渐渐地靠近黑洞，惊动了这个沉睡中的巨兽，它释放的巨大引力将靠近的恒星越拉越紧，甚至变形扭曲，最终将它撕裂。恒星的残骸在黑洞的四周打转，温度升至数百万度，两道耀眼的伽马射线暴骤然射向太空。

    黑洞在吞噬恒星时，只掳去它一半的物质，另一半则被狠狠地抛出去。其过程是宇宙中最具暴力的事件，它们为此而散发的巨大能量，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恒星离“家”去流浪

    最新观测发现，一些恒星正以惊人的速度逃离银河系。此外，宇宙中流浪恒星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在回放哈勃太空望远镜保存的一系列资料后，对此现象天文学家终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物理学的定义是，引力会向内吸引，不会向外推开。可是天体物理的情况比较复杂，只有两个天体时，这个定义还有效，一旦多于两个天体，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引力一样具有推离效应。只要角度与速度合适的话，它们不是相撞，而是一个会将另一个推开，前提是一定要有黑洞的参与。

    比如有两颗超高速运行的恒星围绕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旋转，在黑洞的引力作用下两颗恒星逐渐分离开，在合适的距离范围内，黑洞在以320万公里的时速弹射出一颗的同时，将另一颗吸入分解……

    这使得无家可归的流浪恒星越来越多，它们闯入的威力足以破坏星系的安宁，甚至引发星系相撞的极端事件，这是重构宇宙的潜在力量。

（2015年02月06日《光明日报》）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①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次飞跃，以往的体力劳动渐进式地改变了人类的肌肉、韧带骨骼等生理机能，帮助创造出了美妙的艺术，那么，在愈来愈脑力化了的信息革命劳动中，也必将会促进人类创造出属于这一时代的崭新艺术。信息技术的革命已经在改变着人类的劳动方式、艺术创造的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审美审视。

    ②数码艺术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最显著特征是受众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性、参与性。它根本性地颠覆了艺术审美基本原则和程序，使受众第一次真正地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把受众从艺术品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③互动较多地是在利用数码技术设备和作品的教学过程、游戏过程中，学会运用数码技术和艺术，可以使你的教学成效倍增，可以让你的游戏作品拥趸者众，增添受众的兴趣和技能。所以，在数码时代，过程也许比结果更为重要，而且，有了这么一个生动活泼的过程，结果也一定是出彩的，二者并行不悖，相互提携促进。

    ④数码技术和数码艺术给受众提供了广泛参与的最大可能，也让艺术突破了作者和读者、台上和台下的樊篱，使艺术真正意义上走向受众，受众可以在缪斯女神面前充当一回创作者。如某些剧作中的人物命运安排，情节的增删、着色等，受众都可以参与到创作中去，一部作品的最后完成，可能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可能让这部作品永远没有一个结尾，永远处在改编变化之中。

    ⑤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以一定的物质作为载体的，可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艺术像被移易于数码磁片上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捷。它摆脱了传统物质媒介的桎梏，超越了现实实在物的各种限制。使艺术作品不再是象牙塔中的摆设，而真正地在艺术形式、艺术数量上有可能走向最广大的民众。因而，我们迎来了艺术审美的普众化的时代，也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创造了美的意境和美的氛围。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数码复制的时代”。

    ⑥如今，一幅画、一段音乐、一个动漫作品，都可以在数码技术的千手观音面前，变得像捏面艺人手里的面团一样，可以任意摆布。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突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被动观赏接受的形式，可以让观众参与到作品的表现中来，也可以让观众参与到创作中来。传统的作为最终成果的艺术作品也许在以后将会改观，也许不再存在一成不变的躺在历史中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创作者，也成为观众，也成为批评者。可以说，这才是艺术的真正批评和解放，这才是艺术的真正回归。

（摘编自陈永泉《数字化时代和审美审视》）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他理想中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就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黄宗羲倡导异质共存，他希望学校是实践、捍卫这一精神的场所；换句话说，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一般的人才或是科场得意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因此他认为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