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古人习惯于将铜称为金，因此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又因为这种文字在钟鼎之类的青铜器上出现最多，所以又名钟鼎文。青铜器在商周时代有着强大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它是巫或王（王也是最大的巫）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上天、通达祖神旨意、实现合理统治的手段与工具。

    铸造青铜器的泥制模型—陶范质地松软，比龟甲、兽骨容易雕刻，所以早期金文相对于甲骨文更能自由地表达出象形表意的内在精神。此时期金文文字的大小、长短不一，书写的章法只讲究纵向的顺序而无视横向的严整，字体或长或短，犄角错落，顾盼生辉。

    西周以后，青铜器铭文大大发展，在性质、内容、形式、字数、书体方面都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刻铸的位置由隐蔽逐渐转向器物显要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宴飨礼仪等多方面，成为宣扬祖先功业、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铭文有了“史书”的性质，开始讲究行列秩序，对字体进行有意的布置与规范。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追求行列整齐、字形工整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到了周穆王时代，这种方正整饬的铭文就较为常见了，金文的书写秩序化初步形成，铭文的笔画也受其影响摆脱象形的束缚走向线条化，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再自由随意，长短阔狭趋向统一，布局也显得齐整圆融。西周中晚期，一些长篇铭文的书写开始被规范在阳线方格中，由于这种格子往往长大于宽，因此填写其中的铭文字体显得比较细长。此时金文的铭刻已经超出了宣告神谕王命内容的意义，而是追求秩序的“礼乐”精神的一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国自行其是，许多美化修饰类字体纷纷出现，这些字一方面纵向拉伸字体，另一方面增加弯曲宛转的线条以填充线条之间的空隙，如鸟虫篆。依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而多数金文依然保持整饬的面貌，一方面与当时日趋便捷的手写体保持同步，一方面力求满足青铜器典雅规整的要求，还要适应范铸与刀刻的特点，作为“正体”的金文就这样不断地对手写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与处理，从而逐步发展为以端庄秀丽的长圆形为主体的字形特征。

    笔画圆转是金文字体的突出特点。西周早期的文字笔画中肥而首尾略有锋芒，到了西周晚期的籀篆体则首尾如一，线条圆匀宛转，字体圆润典雅，这一方面可能有刻意修饰美化的成分，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也不无关系。因为青铜液浇铸时的高温冲击会磨损字模的笔形之口，而脱范清砂、打磨器物又会进一步磨损字口。这就使铭文的笔画变得浑圆，难见锐锋。范铸的字模经过铜水的浸润，加强了线条的厚重感，再加上青铜材质本身所具有的坚韧结实的质地、自然展露的色彩，共同构筑了金文端庄肃穆的古朴之美。

（选自陈虹《汉字在古代器物上的感性显现》，有删改）

现代诗的“有”与“无”

    《贞一斋诗说》概括诗歌技巧时说：“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诗贵修饰能工者，为未成家言之也。其实诗到高妙处，何止于通?到神化处，何尝求工?”清人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科学性的，新诗的情况其实也相去不远。纵向来看，《贞一斋诗说》说的三种情形，其实也是不少诗人走过的艺术之路的三个阶段。用散文 方式写诗——注意表现技巧，从这个视角，一切优秀现代诗的技巧都可以用“有”和“无”二字加以解说。

    一是有诗意，无语言。诗美体验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诗人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世界邂逅了，灵感爆发，于是诗人“有”了心上的诗。要表现这个“有”，诗人又面临困窘。所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至言无言，诗关一经点破，就会失去生命。有限的言，不可能完美地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诗的无言的特性带给诗人无限的难题和无限的机会。以言表现无言，诗人只能从“有”到“无”。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刘禹锡说：“情到深处，每说不出。”白居易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从获得诗美体验的“有”到传达诗美体验的“无”，是诗歌创作的一般过程。“无”才是真“有”——诗篇之未言，恰是诗人之欲言。“书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的精髓是将读者引向诗的世界，从言外、意外、笔外、象外去寻找那无言的诗美。从“有”到“无”，诗人的智慧是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诗人注重“隐”。从“有”到“无”，诗人注重“中声所止”。这样，诗才富有暗示性。

    二是有功夫，无痕迹。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美体验是“忘言”的。既然是诗人，就得从“忘言”走向“寻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慨叹“寻言”之苦，现代诗人中的苦吟者也很多。他们对诗总是反复推敲，非搞得形销骨立而后已。诗人的这番苦功夫，却又以隐形化为上。诗人“至苦”，诗篇里却“无迹”，这才是优秀的诗篇。诗人难写，读者易读。读者的“易”并不是诗人的“浅”，而是诗人技巧能力的显示。《老子》说：“大巧若拙。”诗虽有用巧而见工者，但总而言之，用巧不如用拙。所谓“拙”，是巧后之拙。花开草长，鸟语虫声，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纹，言近旨远，言浅意深，词平意寄，词微意显，这种“拙”实在不是随意“玩”得出来的。

    成熟诗人的作品，都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平庸加淡薄，而是险后之平，浓后之淡。平淡而到天然境界。到了高妙处神化处的诗，运用的是从“有”到“无”的技巧。对诗来说，最高的技巧是无语言、无痕迹的无技巧。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宗白华

    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

    他的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察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思考。

    先谈“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方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造福民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得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着“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即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老子也从他高超严冷的眼里观照着世界的旋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活泼的庄子也说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他把他的精神生命体合于自然的旋律。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

    中国古代哲人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并且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在礼与乐里，创造着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日用器皿上，使形而下之器表现着形而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日用器皿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再谈“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得不近情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制作了玉质的日用器皿，后来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在青铜器时代我们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把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角等等，制精制美，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赋予最现实的器具以崇高的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路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

    我们发明火药，却用它来制造奇巧美丽的烟火，使人们在新年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获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方位与走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宜的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却轻视了科学征服自然的权力，使我们不能摆脱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欺侮，我们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正面临着极大的问题。

（选自《艺境》，1946年，有删节）

    秦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材料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从面积、人口、GDP总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世界级湾区规模。据2017年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GDP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以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经济增速分别是纽约湾区的2.26倍，东京湾区的2.19倍，旧金山湾区的2.93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来了！》，《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5期）

材料二：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同比增速

【注】GDP同比增速：第n年的GDP绝对额与第n-1年的GDP绝对额相比的增长幅度（%）。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3期）

材料三：

    湾区对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高能创新要素集聚和发达，科技、金融与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完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既背靠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产业体系，又有全球前沿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汇聚，已经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平台。结合科技变革趋势，构建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空间，实现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其中，香港和广州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截至201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总量为155074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培育了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细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材料四：

    广州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在整个大湾区中，南沙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广州要集中力量建设南沙自贸区，让自贸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企业走出去的门户枢纽。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广府文化为粤港澳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黏合资源，让广州的“软实力”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广州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47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2万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190家，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广州GDP总量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活力相对弱一些。特别是金融产业目前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摘编自《大湾区龙头城市之广州——发挥“9+2”排头兵作用》，《小康》2017年17期）

    ①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负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②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③“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 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 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④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            ，              ， 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做”，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赋有道德义务。

    ⑤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 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⑥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⑦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

    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