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

聆听寂静

魏艳枫

我们惧怕沉默，

声音救赎。

但沉默无限，

它没有面相。

﹣﹣（美）爱米利•狄金森

    ①有人说沉默是金，对我来说，沉默的确像黄金一样宝贵了，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可以沉默的所在。我周围到处都是声音，如果我想沉默，没入自己心灵一会儿，立即就会有人来要我发言或要我听他们发言。因为他们不能沉默，所以，他们也要来破坏别人的沉默，沉默就像孤独，是这些躁动的人无法理解的领域，所以，他们要将其化为一种他们可以理解、可以控制的东西，如果他们不能，在他们看来，这种事物就是与他们敌对的。

    ②都市里到处充满了喧哗﹣﹣长满绿树的花园中，许多人在随着歌曲的节奏跳舞，从早到晚地跳，如果没有这种狂歌劲舞，他们就会觉得乏味。公交车中、出租车中、穿越原野的火车中、高空飞行的飞机中，总是有电视机在播放各种节目或有广播或有歌曲在播放。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旅客们的整个行程都被这些节目填满，似乎大家觉得这样才是生活，而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旅途就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聊。都市里的许多餐厅都会播放乐曲伴随客人进食，而许多超市也会播放乐曲。都市里的生活似乎是永远的躁动，这些人要一刻不停地活动，不活动他们的生命力就会搅得他们烦恼不安，为了把这生命力释放掉，他们就会去破坏，而当他们太累，没有力量活动时，他们就会像画上一个休止符一样猛然地睡去、沉入断灭。而断灭不是宁静，我曾经以为睡眠可以忘忧，可是，我入睡前有什么烦恼，睡醒之后就还有什么烦恼，短暂的丧失意识的状态没有给我带来我想要的愉悦。所以，无论在断灭中，还是在躁动中，都市都不是宁静的，就像无论是在绝食中，还是在暴饮暴食中，人都是被食欲控制的。

    ③宁静不是没有声音，相反，宁静是声音的最好的表达，它给你声音，又让你觉得没有声音，而当你感受不到声音的存在时，你才最好地接近了声音。

    ④我曾在一座山中居住了一个夏季，山中从早到晚都是有声音的，可是，我却觉得没有声音，因为这些声音是与我融为一体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洞开的窗口就会鸟语盈耳；中午，是杨树林和槐树林中的蝉鸣；傍晚日落时，池塘边的蛙鸣响起；深夜中则是蟋蟀喁喁的低唱。时而，有一声野鸡的啼唤给这宁静的奏鸣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切都那样热闹又那样寂静，如果沉入其中，甚至可以听到草木生长的声音。

    ⑤宁静不是死寂。没有声音的静室中不是没有声音的。死寂是黑色的，宁静却是白色的，黑色是丧失了所有颜色之后剩下的空缺，白色却是所有颜色相加的和、包含所有颜色。静中声音在所有声音之上，因而无声。 在冥想的静室中，心绪的变动创造了每一种声音，所有这些比光线还要快的变化的声音又汇合成一支像水波上的万种色彩相混一样的乐曲，它就是灵魂的乐。在寂静中，这灵魂的乐才会显现，在喧闹中它就会消失，就像在机器的轰鸣和电车的轧轧声中蝉和蟋蟀的低唱、水面上浪花起落的声音、地上草生长的声音就听不到了那样。许多人为了逃避听这灵魂的乐就陷入了人造的乐中，他们实在是因为享受不了宁静才进入喧闹 ， 就像因为没有能力孤独才去找伴侣那样。许多人偏爱滋味浓厚的食物，滋味浓厚的食物都是加了很多人工调味料的，这会破坏食物天然的香味，也会破坏人的味觉，而这些人总是喜爱这种食物是因为他们的味觉已经被破坏，不能尝出食物天然的香味了，于是，他们用人工调料刺激自己，而人工调料会让他们的味觉更进一步离开天然的香味。人的心灵因为喧闹的破坏远离了宁静，人又借助进一步的喧闹逃避这远离，于是都市中就变得越来越喧闹。

    ⑥我曾短暂地居住在一个乡村，那里到处充溢着泥土清香般的静意，这静意饱含着蔬菜的新鲜、果实的甜蜜和牛羊的欢悦。当我整个地投入其中，像干渴的人把头埋入清凉的泉水中时，我受损的生命和心灵又得到重生，好似大雨过后干裂的地面上又长出了青草。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拜速度与力量的时代，总想把柔软的事物淘汰，因而它充满了躁动，它只能给人止痛药，却不能让人伤口愈合。

    ⑦有一位作家曾问：“你听见这些群山的寂静了吗？”我也要问：“你听见自己原来的寂静了吗？”

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蓬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勃勃生机，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月，阙也

张晓风

    “月，阙也。”这是一本近两千年前的文学专著的解释。阙，就是“缺”的意思。

那解释使我着迷。

    曾国藩把自己的住所题作“求阙斋”，求阙?为什么?为什么不求完美?

    那斋名也使我着迷。

    “阙”有什么好呢?“阙”简直有点像古中国性格中的一部分，我渐渐爱上了“阙”的境界。

    在中国的传统里，“天残地缺”或“天聋地哑”的说法几乎毫无疑问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也许由于长期的患难困顿，中国神话对天地的解释常是令人惊讶的。

    在《淮南子》里，我们发现中国的天空和中国的大地都是曾经受伤的。女娲以其柔和的慈手补缀抚平了一切残破。当时，天穿了，女娲炼五色石补了天。地摇了，女娲折断了神鳖的脚爪垫稳了四极。她又像一个能干的主妇，扫了一堆芦灰，止住了洪水。

    中国人一直相信天地也有其残缺。

    我非常喜欢中国西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神话。他们说，天地是男神女神合造的。当时男神负责造天，女神负责造地，等他们各自分头完成了天地而打算合在一起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女神太勤快，把地造得太大，以至于跟天没办法结合得起来。但是他们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把地折叠了起来，形成高山低谷，然后，天地才结合起来了。

    是不是西南的崇山峻岭给他们灵感，使他们想起这则神话呢?

    天地是有缺陷的，但缺陷造成了褶皱，褶皱造成了奇峰幽谷之美。月亮是不能常圆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切缺陷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另一则汉民族的神话里，说到大地曾被共工氏撞不周山时撞歪了——从此“地陷东南”，长江黄河便一路浩浩淼淼地向东流去，流出几千里惊心动魄的风景。而天空也在当时被一起撞歪了，不过歪的方向相反，是歪向西北，据说日月星辰因此哗啦一声大部分都倒到那个方向去了。如果某个夏夜我们抬头而看，忽然发现群星灼灼的方向，这让我们相信，属于中国的天空是“地倾西北”的吧!

    五千年来，汉民族便在这歪倒倾斜的天地之间挺直脊骨生活着。

    而月亮，到底曾经真正圆过吗？人生世上其实也没有看过真正圆的东西，一张葱油饼不够圆，一块镍币也不够圆，即使是圆规画的圆，如果用高度显微镜来看也不可能圆得很完美。

    真正的圆存在于理念之中，而不在现实世界里。在现实世界里，我们只能做圆的“复制品”。就现实的操作而言，一截圆规上的铅笔芯在画圆的起点和终点时，已经粗细不一样了。

    所有的天体远看都呈球形，但不是绝对的圆，地球是约略近于椭圆形。

    就算我们承认月亮约略的圆也算圆，那也是“方其圆时，即其缺时”。有如十二点整的钟声，当你听到钟声时，已经不是十二点了。

    花朝月夕，固然是好的，只是真正的看花人哪一刻不能赏花？在初生的绿芽嫩嫩怯怯地探头出土时，花已暗藏在那里；当柔软的枝条试探地在大气中舒手舒脚时，花隐在那里；当蓓蕾悄然结胎时，花在那里；当花瓣怒张时，花在那里；当香销红黯委地成泥的时候，花仍在那里；当一场雨后只见满丛绿肥的时候，花还在那里；当果实成熟时，花恒在那里；甚至当果核深埋地下时，花依然在那里。

    或见或不见，花总在那里。或盈或缺，月总在那里。不要做一朝的看花人吧!不要做一夕的赏月人吧!人生在世哪一刻不美好完美?哪一刹那不该顶礼膜拜感激欢欣呢?

因为我们爱过圆月，让我们也爱缺月吧——它们原是同一个月亮啊!

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①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农人们在田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他们身披落叶，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

    ②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花团锦簇的，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花容失色。

    ③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里，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④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的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蜇了我了，连忙把它撇到窗外。

    ⑤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蜇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蜇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

    ⑥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致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蜇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作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⑦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的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想到冷水可止痛，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站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击拇指。这招儿倒是灵验，痛感减轻了不少。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床上，然而才躺下，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头了，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一会儿抹风油精，一会儿抹牙膏，一会儿又涂抗炎药膏，百般折腾，疼痛却仍如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我泄气了，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⑧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瞪大眼睛，然而黑夜就是黑夜，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我盼望着山下会突然闪现出打鱼人的渔火，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然而没有，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

    ⑨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用，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有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如果我们放弃梦想，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纵情声色，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色调的世界了。

    ⑩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的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

    （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他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选自《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