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野菊花

罗捷媚

    在桂城居住十多年了，很多地方都去过了，唯独紫荷苑没有去过。每次经过门口，只是扫一眼，以为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园，没什么好看的。

    一个深秋的午后，风轻云淡，阳光煦暖。应好友之约，到紫荷范赏睡莲。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狭长的湖，湖面满是睡莲，却都没有睡，都在艳艳地绽放着各自的花朵。淡紫、深紫、全

    紫，如一大片彩云被碧绿的莲叶映衬着，煞是美丽。

    “看，野菊花！”正当我陶醉在这紫花绿叶之中时，好友惊喜地叫道。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见一丛野菊花正从矮矮的篱笆后面探出头来，花朵虽小如分币，颜色却很纯正。在墨绿的花茎上，一圈浅黄的花瓣含着金黄的花蕊，宛若含笑的亭亭少女。阳光造过高处灌木的缝隙，洒在它们身上，星星点点地晃动着，有一种律动的美。走近细看，绿叶之中，有的正在怒放，有的微微露出笑意，有的才羞涩地露出一点金黄。微风轻拂，清香淡淡，令人神清气爽。

    真没想到，在繁华的都市里还能遇见我儿时再熟悉不过的野菊花！

    小时候，一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黄得耀眼的野菊花，它们黄得纯粹，黄得灿烂。它们从不在意恶劣的环境，不嫌弃贫瘠的土地，小路边、石隙间、山坡上，一株株一丛丛，相依相偎，欢快热烈地沁吐着芬芳。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野菊花，不是因为“此花开后更无花”，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药材，摘下来晒干能换钱。那时生活贫困，野菊花给了农家人一个生钱的机会。每年中秋以后，大人们开始忙着收割晚稻，孩子们就开始采摘那漫山遍野的野菊花。

    深秋的清晨，野菊花的花瓣上都染了一层淡淡的霜，太阳出来后，霜渐渐变成露珠挂在金黄的花瓣上，像晶莹的钻石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滴到手上冰凉冰凉的。山上的野菊花长得很密，每次弯腰采摘，都要跟花朵进行一次亲密接触。采着采着，衣袖和头发也就粘上许多花瓣，看着同伴的头发和衣服满是缤纷的“落英”，有的连睫毛上都有，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山野间充满了我们欢快的笑声。笑归笑，手脚却都不停下来，手脚麻利的一天能采到十来斤。尽管晒干的野菊花只卖五分钱一斤，可是一个秋天下来，也能为家里挣到几块钱。几块钱拿到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离开家乡快四十年了，我一直没再见过野菊花、眼前的野菊花，和儿时家乡的野菊花一模一样，花朵显小，却清香四溢，“珠蕊丹心耐寒侵，玉骨冰肌傲霜立”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寒露成霜，无损其清香，它甘于寂寞，乐观生存，给这个寒秋平添了几多的温暖和妩媚。

    长期以来我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感着。小时候，我们虽饱受贫困和饥饿的因扰，却能乐观向上，快乐地生活，如野菊一样独立寒秋，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委屈，相反却为给家里挣回几块钱而感到无比自豪。如今，条件改善了。生活富裕了，我们再也不用为挣几块钱而辛苦劳作了，可我们却找不到生活的快乐和生存的意义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如今，在这都市的一角，在这喧闹城市的夹缝中，多年不见的野菊花竟顽强地生长了起来，

    它虽远不如紫荷那般耀眼繁盛，却像一位老朋友，在时隔四十年之后与我重逢，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那些郁结在心中的困感不觉间消逝了。野菊花绽放出的暖意和清香，悄悄地融入了我的心里，相信也会融入更多人的心里。

（有删改）

乡野里的青蒿

    我家房前屋后，长满了青蒿。青蒿长得跟小树差不多，枝叶一层层往上长，绿绿的叶脉把地表遮蔽得密不透风。不过，我家门前的青蒿，基本上都长不高，母亲看着青蒿长高了，直接就拔掉了，要不就用刀子拦腰砍断。砍断的青蒿，沉静一段时间后，就开始生长侧枝。侧枝也是向上生长的，长出的侧枝，会把主干遮挡住，侧枝也能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小树模样，甚至更为稠密。

    有青蒿的地方，地上的土层都较为潮湿。每逢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我家那些鸡猫鸭的，就躲在青蒿下面小憩，长在青蒿下面的杂草，被践踏得不堪入目。青蒿不是常青植物，叶片分好多细小的裂片。裂片具有多枚长三角形的栉齿，略呈线状披针形，幼时绿色，有纵纹，下部稍木质化，纤细，无毛。立秋过后，青蒿逐渐变黄，枝蔓上挂满了密密麻麻圆形的果实，秋风一吹，果实及细小的叶脉簌簌飘落一地。冬日里连续几个艳阳，枯萎的青蒿耗掉了藏在体内的水分，村里人会把青蒿一把火点燃，青蒿在烈日下燃烧着枯竭的生命。

    在村子的庄稼地里，青蒿长在玉米地和黄豆地较为常见，这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长在玉米地里的青蒿，玉米秆都比青蒿高。在玉米的幼苗期间，青蒿刚刚探出个头，就被锄掉了，所以，长在玉米地里的青蒿都长不大。那些没有被锄掉的青蒿，借着从玉米间隙筛下的阳光，屏住呼吸，安静地耐心地生长。而长在黄豆地里的青蒿，就较为幸运，它可以一直待到黄豆收后，还能在山岗上摇摆来，摇摆去的。青蒿的长势跟黄豆不分伯仲，黄豆地也锄草，但黄豆没有玉米那么高，被锄掉的青蒿，阳光充沛时，又很快长出来了。黄豆灌浆后，村民也不怎么打理黄豆地了。这个时候，正是青蒿疯长的最佳时机，等到村民去地里抢收黄豆的时候，有的青蒿已盖过了黄豆。

    村子里的人对青蒿没有什么好感。那时也不知道青蒿的药用价值有那么大，总觉得它长在村子里比较碍眼。不过，烦人归烦人，不管村里的大人还是小孩，都知道青蒿有两种功效，止血与当旱烟抽。止血这种功效很简单，采撷几片翠绿的青蒿叶片，在一块石头上把青蒿捣碎，然后敷在伤口处。当青蒿的汁液与血液混在一起时，血就会渐渐止住，也可以避免伤口感染，具有消毒功效。当旱烟抽的都是村里的老人。村里吸烟的老人，每人都有一个烟斗。有时去山里干农活，身上携带的烟丝不够了，就去抓一把青蒿或捡几片梧桐树的叶子。当旱烟抽的青蒿，是枯黄的。枯黄过后的青蒿，叶脉特别轻脆，轻轻在掌心一撮，叶脉就碎了。然后把细碎的青蒿跟所剩无几的烟丝，充分搅拌均匀后，放进烟斗里来吸，浓烟滚滚。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也这样吸过烟，那时我还懵懂，没有问过爷爷，好吸不好吸。反正，爷爷吸着青蒿伴烟丝时的表情，跟吸纯烟丝的表情是一样的。

    青蒿的一绿一枯，都演绎了不同的价值：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有一年，我从新疆回到老家，正逢母亲在屋前晒青蒿。我问母亲晒这个干嘛？母亲笑嘻嘻地跟我说卖钱。她还跟我说，对面住着的一个姑姑，一个夏天到山里砍苦药子（青蒿）卖，都卖了好几千块。那年青蒿的价格还不错，大概一斤十几块，母亲从山里砍回的青蒿，也卖了好几百块钱。母亲还跟父亲说，明年把房前屋后的青蒿都留起来，把地里的青蒿也留起来。我跟母亲说，这些青蒿就别弄了，卖不了几个钱。母亲说，长在屋前的青蒿，砍掉了也浪费，卖几个钱是几个钱。第二年，母亲老早就去山里砍青蒿了，一年下来，晒干后的青蒿差不多有好几百斤，结果没有收药材的人，一直堆放在房子里，一放就是两年，发霉后不得已扔掉了。母亲扔掉青蒿的那年，刚好是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前一年。

    后来，母亲又跟我说，今年的苦药子（青蒿）要涨价了。住在对面的姑姑说，苦药子（青蒿）都上新闻了。我没有问过母亲，青蒿的价格怎么样，也不晓得母亲砍了多少青蒿，但我还是想，青蒿如从前一样，站在山岗上，很自然地为所需的人所用。

（选自2016年第9期《散文选刊》，有改动）

童年·供销社

钱红丽

    小时候，隔三差五跟着外公去一个叫作“周冈”的小镇。他在小腰篮底层铺一层稻草，把家里积攒下的鸡蛋一个一个装进去，再在鸡蛋上面盖一块旧布，拎到周冈。一个鸡蛋五分钱，全部卖掉后，买些粗粒盐回来。或许还有余钱，外公就去肉案前，割一刀猪肉。屠夫按照外公的指点，把肉切下，称好，一斤重的样子，迅速在肉上戳一个洞，串起几根稻草，递到外公手上。

    肉，一元二角钱一斤。二十四个鸡蛋，换一斤肉！

    我的印象里，外公买猪脚的时候多些，他并非不喜欢吃肉，而是猪脚便宜得多。或者呢，肉也不买，猪脚也不买，外公只买一条鱼，鲢鱼，非常便宜的鲢鱼，几角钱而已。称完鱼，鱼贩子也是用几根稻草穿过鱼嘴递给外公。一老一小于是拎着一刀肉或者一条鱼，穿过田畈——如若春天，仿佛一万亩油菜田的蜜蜂都追随着我们了。

    实则，我最喜欢跟着舅舅或者小姨去供销社买日用品。

    供销社里飘拂着一股股奇异的味道，纷繁复杂，景深曲折，至今无与伦比，简直万花筒一样的气味：红糖的味道齁甜齁甜，固本牌肥皂的气味是咸的，芦西酒的味道辛辣芳香……乡下有一个酒鬼，总是偷自家的米换酒喝——他站在巨大的酒缸前等着，售货员用长柄竹勺舀上一勺酒，倾倒于他双手捧着的蓝边碗里。他小心翼翼，像捧着自己的命，默不作声地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去了。等他的婆娘遇见这个醺醺然的挨千刀的偷了米的男人时，她没有什么法子想，许是绝望了，就一屁股坐在门前地上痛哭，一边号啕，一边咒骂，一边把手掌重重拍在地上。

    不出几日，酒鬼仿佛忘记了曾经尊严扫地的难堪，故态复萌。女人每一次的咒骂与痛哭，仿佛初次一样的新鲜，也没见一个家从此破碎，日子还是照常过下去了。

    至今忆起，其人作派，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了。酒香让成人世界中颓败的他，多了一丝“仙味”，当然这是隔着岁月的距离，才能被嗅到的。

    实则，我最喜欢闻煤油的味道。煤油装在供销社一只只硕大无朋的圆铁桶里，桶上一角安了一个压力泵的装置。

    不晓得为什么？每次打煤油，都要排很长的队，从供销社里一直排到外面去。买几斤煤油，售货员就压几下，亮汪汪的煤油汩汩而出，倾于煤油壶里。每每如此，小姨等在队伍里，我早早挤到屋子里，死死抓住柜台不撒手，为的是让煤油奇异的味道更多地进到我的鼻腔里——无比羡慕售货员姐姐，她不花一分钱，天天都可以免费闻见那么多煤油的味道，太富裕了。

    彼时，正值煤油灯时代，家家备有好几只灯盏。那个年代的灯盏，可真是艺术品呢。高脚细腰的模样，玻璃印花的质地，圆形底座，袅袅而上，忽然在中间鼓出一块圆肚子，盛满煤油，漂一截灯芯，划一根火柴，黑屋子瞬间亮了，火焰上方配一只玻璃罩，屋子更亮些，煤油的味道追逐着幽光跃动……

    夏天的时候，供销社里还卖海带。海带被搭在铁丝上，晾衣裳一样地齐整，悄悄散发出幽深的气味，或许就是大海的味道了吧。自小，我们与曲折弯曲的河流生活在一起，不晓得大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比外婆门前的白荡湖还要宽阔吗？我是活到三十二岁那年，才去到厦门看见大海的，水天相接处白雾茫茫，浩渺无垠，直如童年的夜空那么深邃。默默坐在海边，到底还会忆起被隐秘地珍藏了多年的海带的味道，芬芳里有了辽远的咸腥。

    供销社的一面墙上，挂了各色花布，也挂毯子。后者都是上海牌的，浅粉底子上织绣着一对展翅欲飞的凤凰，凤凰周围开了大朵大朵红牡丹绿牡丹黄牡丹，都是鲜花怒蕊的，逼真得不得了；或者密不透风的红梅丛里蹲了两只翘尾巴的喜鹊，叽叽喳喳的，言犹在耳；也有芙蓉锦鸡图。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这样的芙蓉锦鸡，就是宋徽宗勾连了一辈子的画呀，一纹一皱里都是细致工笔，简直可以将一个心如废井笔如枯椿的人的心思荡漾起来的吧。

    上海牌毯子可真结实耐磨啊，拿在手上厚沓沓的，非常有质感，任凭怎样捶洗都不败色，一年一年拿出来，铺在褥子上都是簇崭崭的新。妈妈们素来喜欢以米汤浆被子——入夜，一群骨瘦如柴的小身体滚在毯子上，硬戳戳，痒酥酥的，异乎寻常的舒豁，梦境中总有大米的香甜。

    或许，一个幼童所能领略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仅仅止于供销社里那一方小小天地吧。

（有删改）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