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运用的论证方法是什么？选出说法正确的一项（）

《人生的契机和姿态》

      ①命运的转折，常取决于外界一个微小的引诱或刺激。

      ②譬如说陈省身。小时候，父亲在杭州工作，他跟着祖母待在老家嘉兴。有一年，父亲返家过春节，给他带了一套礼物，是当时流行于新式学堂的《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册，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和中国学者邹立文合编的。还家当日，父亲觉得儿子还小，仅仅给他粗略讲了讲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算法。谁知陈省身一听就爱上了，他私下里慢慢啃，越啃越有兴趣，没过几日，居然把三册书啃完，并且做出了其中大部分习题。这简直是奇迹，陈省身无意中闯进了数学的门槛——那里正通向他生命的殿堂。

      ③譬如说钱学森。初中阶段，一次课余聊天，有位同学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众人闻所未闻，面面相觑。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信息传播相当滞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问世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已过去了五六年，但他俩的大名和事迹还没有广为人知。见状，那个同学侃侃而谈，他说：“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巨匠，列宁是位革命巨匠。学校图书馆有关于他俩的书。”钱学森听得心痒，就从图书馆借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内容似懂非懂，心扉却轰然洞开，他看到了身外有宇宙，宇宙有无穷奥秘。正是从那时起，他思想的触角，开始试探太空的广阔与自由。

      ④由陈省身、钱学森又想到侯仁之，他们仨同龄，都是1911年出生，但是后者的起步阶段，远没有前两位幸运。侯仁之幼时孱弱，也没大病，就是弱不禁风，碰一碰就倒的样子。他就读的博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体育风气浓厚，各种项目之中，篮球尤为大家喜爱。班班有篮球队，经常举行班际比赛。侯仁之也想上场一试身手。一天，他壮着胆子找到本班的篮球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队长看看他，矮、瘦，而且黄，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岂能硬碰硬地打篮球？队长摇头，断然拒绝。其实，不要说班代表队，就是本班同学玩球，大伙分成两拨，哪一拨也都不要他。侯仁之被孤立在篮球运动之外。他感到绝望，由绝望中又生发出豪气：既然玩不了球，我就练跑步——跑步，是不要别人恩准的。从此，每天下了晚自习，他就围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他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风雪无阻。转过年来，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体育委员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1500米赛跑吧，怎么样？”侯仁之感到突然，他说：“我可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呀。”体育委员说：“你行，你肯定行，我看见你天天晚上练来着。”侯仁之于是硬着头皮报了1500米赛跑。比赛开始，发令枪一响，侯仁之就拼命往前冲，跑过一圈又一圈，转弯的时候挺纳闷：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回头一看，哈，所有的人都被他甩得老远！侯仁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冠军。

      ⑤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各有各的跑法。仍拿陈省身作例，他的“跑”，就是玩。陈省身不爱体育，中学时，百米成绩居然在20秒开外，比女生跑得还慢。但是，他懂得玩。他的玩，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向的，他玩数学、玩化学、玩植物学、玩围棋、玩一切他喜欢的功课和项目——他是同知识玩，同自己的心智玩。钱学森读的是北京师大附中，受到的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他喜欢体育运动，更喜欢数学、音乐和美术。若干年后，他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表示：根据定义，一则数学难题的解答，具体呈现就是美。因此也可以说，钱学森的“跑法”，就是追求美。

      ⑥说到侯仁之，他的人生姿态，绝对是长跑。体弱多病和长跑健将，这两者很难令人产生联想，但是，侯仁之把它们串联在一起了。起初是出于无奈，跑着跑着，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跑步不仅使侯仁之告别羸弱，赢得健康，而且成了他生活的动力、奋发的标志、人格的象征。

      ⑦顺便说一说，陈省身以玩的姿态，一路跑到93岁；钱学森在追求美的路上，跑进了98岁；侯仁之呢，长跑进了102岁。 （文章有删节）

谈语言

王力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和其他一切写作的工具。我们既然爱好写作，又想在这方面成才，就不能不首先掌握好这个工具，而且要像木匠爱斧锯、画家爱颜料、战士爱武器那样爱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工具。

    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从新闻记者到作家，拿起笔来总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把语言装饰得“华丽”一点，把语句表达得“文雅”一点，把文章写得“美妙”一点。于是总想造一些时髦的句子，东拐西缠多绕一些弯子。实际呢？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就不可能是准确、鲜明、生动的。

    有一篇描写英雄到大海救人的报道说：“他冒着刺骨的寒风，迈着冻僵的双脚跳入了沸腾的大海。”这是一个很费解又不准确的句子，作者在说话时绝不会这么说，这叫“故作姿态”。

    还有篇报道，出现“他冒着七月流火在圩堤上东奔西走”这样的句子。“七月流火”出自《诗经》，指夏历七月星辰位置的移动，并不指天气炎热。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就不对。我们平常说话从不这样说，可能说“冒着烈火”、“顶着烈日”，如果说“我冒着七月流火怎样怎样……”肯定要被人大笑一番。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晚年的作品比他早年的作品好，他晚年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我自己就爱看他晚年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他早年的作品语句过于修饰、做作，读起来很绕口，理解就更不容易了。他晚年的作品朴素、自然、平易近人，就很受读者欢迎。这对我们后人是一种启发。

    是不是说口语与书面语没有区别呢？也不是的。文章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语言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不假思考，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仔细看一下，却又会发现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所以，我不反对对口语加工。并且，我一直是主张口语要经过加工才能上升为书面语。

    报刊上使用的语言更要认真推敲，反复斟酌，不要以讹传讹。报刊上的语言往往要被读者仿效，因而更应该强调准确性，规范化。否则，会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制造混乱。

    比如，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意见，认为“最好水平”这个说法在口语中运用勉强说得过去，而在报刊上运用就不对了。“水平’，原意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是违背事理的。但是，至今有些报刊还在使用“最好水平”这个词。

    又比如，有的报刊批评某些人对事情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时，习惯用“不以为然”这个词。这也是不对的。“不以为然”是“不以为如此”或“不以为对”的意思，而不是“满不在乎”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不能随便运用口语。

    但是在将口语上升到书面语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这就是要使读者能读懂。在对口语进行加工时，既要考虑规范化，又要考虑大众化，要能够被读者领会、理解。否则，这种上升就失去了意义！

    有些话本不符合书面语的要求，不准确，也不规范，但由于说习惯了，改不过来，叫什么“约定俗成”。谁“约定”的呢？恐怕总是从少数人说错开始，一直不去纠正它，变成“俗成”的吧！所以，不要把“约定俗成”拿来作语病的挡箭牌，该规范化的，能够规范化的，还是要尽量规范化。

    语言应该是发展的，规范的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可能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