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土

牛  汉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的。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血缘关系似的向往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词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故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1988年10月）

    宋代的苏舜钦住在他岳父家中，每晚要饮一斗酒。他岳父很奇怪，就去窥探他。只听他在朗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拍案叫道“惜乎击之不中！”就满饮一大杯。他岳父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这就是有名的“汉书下酒”的典故，其乐趣在“书”而不在“酒”也。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阿来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高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

    我驾驶着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蜿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工作时，去一个一百来公里的地方，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三天时间。后来，我坐着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此次青藏之行前，我正在我的小说中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不只是这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些事物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在另一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一座小水电站的出现：“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一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落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错，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于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回到青藏线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虽然我知道，某一天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但一路往南，拉萨在望，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我们的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有删改）

扎灯的老方

刘立勤

老方是半个篾匠。

老方做的东西与竹篾有关，但他不会做篾器。

老方会做灯，花灯、云灯、宫灯什么的都会。老方还会扎狮子，会扎龙。他有一双生了魔法的手，用竹篾做好狮子、龙的骨架，然后蒙上纸，涂上色，狮子和龙就像着了魔，活灵活现随风腾舞惊煞人。

老方不会做篾器，平日靠手艺挣不来钱不说，还赔钱——他要买纸，买竹子，买构皮。老方买的纸是皮纸，那种手工作坊用春天的构皮酿造的纸，那种纸筋道，皮实。白皮纸用来做龙衣，糊花灯，蒙狮子头；黑皮纸用来做捻绳，捆扎竹篾的接头。老方买的竹子是清一色五年的竹子，老竹子的篾太刚，缺少弹性；嫩竹子的篾没韧性，容易折。只有五年的竹篾最好，不刚不折还有灵性。构皮要用熟皮子，好除粗皮好上色。

金竹刚柔并济，老方把竹子剖成一厘米左右，去芯，抛光，用来做狮子和龙的骨架。水竹节长，老方用来做花灯，做狮子舌头、耳朵和头上的九个包，做龙的角、眼睛。黑皮纸则裁成一厘米两厘米三厘米宽窄的纸条，再捻成捆扎竹篾的捻绳。白皮纸则和朱砂等颜料一起，等待腊月正月的到来。

腊月是老方的忙日子。

那年月人们喜欢热闹。丰收的年景需要庆贺，办场灯会；遭灾的年馑需要祈福，办场灯会﹔谁家生了儿子或是发了大财，也要办灯会。

灯会要有花灯。老方用竹篾做出十二生肖的骨架，再贴上白皮纸，用朱砂和五色颜料勾画羽毛皮色，那些可发的生肖就在寒冷的夜晚升到空中，高高兴兴给人照亮前程。灯会需要纸船，老方也会。他扎的纸船靓丽精巧经得起风浪，耍丑的老胡和唱旦角的小桃红唱船歌唱花鼓，给人们送来了喜庆和欢笑。

老方最见功夫的是扎金狮和龙。狮子是瑞兽，龙是神物，扎金狮和龙时，老方会提前三天沐浴吃斋，开工时还要祭天地神灵。做狮子头最费劲儿，耳鼻嘴舌繁杂多变不说，头上还有九个福包，麻烦得很。扎好骨架，又要贴上十八层皮纸，很是繁琐。龙头更为复杂，长嘴，利牙，还有一对雄鹿犄角一般的龙角和一节一片的龙鳞龙纹。老方极有耐心，一点儿懒都不躲。

贴上了纸，该用老方的绘画手艺了。老方手艺好，把金狮和龙画得纤毫毕现。老方心善，画龙画狮也喜欢用一点朱砂，避避邪气。所以，人们都说老方扎的金狮和龙威风八面不说，也有慈悲心肠，既能镇灾辟邪，也能给人间送来吉祥。所以，找他的人特别多，老方也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

忙完了腊月，正月接着忙。灯会要到正月十二才开始。舞狮舞龙要用赤花筒烧，狮子头和龙都是用纸糊的，难免有烧伤的地方，老方必须及时裱糊补色。小伤小疤倒也罢了，要是烧得太厉害，他夜以继日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忙是忙，老方高兴，赤花筒烧得越是厉害，年景越是风调雨顺，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是红红火火。这是玩灯的目的，也是老方的愿望。

老方一直要忙到正月十六或者十七的晚上。那是残灯的日子。忙乎一个多月扎的花船、金狮、龙，都要在那天晚上用一把火烧了。那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尤其是费时最多的金狮和龙，是必烧不可的东西，否则它们都会成精作怪兴风作浪。这时，也是老方最高兴的时刻。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一方百姓的日子将被熊熊的大火照耀得红红火火。

年景越来越好，老方没想到的是灯会被停办了。原因是别的地方办灯会死了人，县里的有关领导担心本县的灯会可能出事死人，勒令停办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说停就停了，金狮神龙也没有办法，老方更没办法。老方的手艺挣不来钱不说，还弄得像疥疮一般，得空还痒痒得让他不自在。

好在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活着时铺张，死了更是气派。不说气派的墓地，高级的棺木，还要楼房大瓦屋的灵屋，外带小车电器。甚至有的人家还要扎上几个丫鬟仆人，让享惯清福的父母继续作威作福。最不济的穷人家，也要做一座三层别墅，配上豪车和电视，让亲人在那边过上阳间未曾享受过的好日子。

这是老方的长项，有人找老方。怎么说老方都不答应，自己的手艺是给活人做的，那是高雅的艺术，咋能去扎灵屋骗死人呢?可惜，老方的老婆是个病壳壳，她离不开药罐，药罐离不开钱。老方的儿子要娶媳妇，娶媳妇离不开钱。老方的女儿读大学，读大学也离不开钱。老方开始扎灵屋了。

灵屋极其简单，只求艳俗不求手艺，老方觉得很不过瘾。老方就把自己的技艺融进灵屋的制作——他把灵屋扎成古代宫殿的模样，然后把十二生肖扎成极小的灯笼挂在宫殿飞檐斗拱之上，再在门口扎上两只石狮子。一座豪华的灵屋就建好了。

可是，老方还是不尽兴，老方又开发了一种新项目，做了一个龙头船身的棺材罩子，预示后人一帆风顺飞龙腾飞。

老方手艺好，做工精致，这东西很受欢迎，人们抢着买老方做的灵屋和棺罩。老方咬牙喊了一个天价，依然供不应求，甚至还有活人交钱预订这样的灵屋和棺材罩子。

可是，老方依然不高兴，依然看不到他的笑脸。每逢道士做法事交包袱烧灵屋的时候，老方还会痛哭流涕，哭得比孝子还要伤心，让人不明就里。

玛丝洛娃的绝望

[俄]列夫·托尔斯泰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想着心事。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要么嫁个长官，或者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他们都是色鬼，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从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

她想到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个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来，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玛丝洛娃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玛丝洛娃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加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玛丝洛娃虽然熟悉这条路，但或许是因为太兴奋，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玛丝洛娃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打牌。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不知在笑些什么。玛丝洛娃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了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火车缓缓开动了。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玛丝洛娃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来。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把窗子放下。

火车加快了速度。玛丝洛娃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玛丝洛娃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玛丝洛娃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玛丝洛娃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玛莎害怕了，搂住玛丝洛娃。“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玛丝洛娃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从那天起，她的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她不再相信善了。如果她心里产生疑问：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选自《复活》，有删改)

解放后第一次发作  刘澍德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牛筋的绰号还保留着，老牛筋的脾气却不轻易发作了。减租退押时节，他很积极；土地改革时节，他更积极——斗地主时斗得狠，挖底财时办法多。当时工作同志老于，准备培养他入党。他直截了当地说：“老于同志，你看我这份性子能够做党员吗？老天爷老大，我就是老二。别人做错事可以认错，我啊，硬是不行，干不来，心里明知干错了，急得想哭，可是嘴巴子抵死也不认。我这份人入了党，一定给党添麻烦。老于同志，等我改改再说吧。”因为翻了身，心情愉快，窝心事再不临到头上，十年以来，①他仅仅发过两次老牛筋脾气。

我们已经知道：老牛筋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他一辈子不服软，不认输，不向贫苦低头，不对阔人说小话。他挨过反动派的毒打，瘫在地上不求饶；受到荒年的饥饿，蹲在家里不讨口，耿直，真诚，不小气，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合作社土地入股，高级社土地公有，他从没闹过情绪。但是到了1957年，松青社展开粮食大辩论，他的老牛筋脾气又发作了。右派分子社总支副书记谢林，趁社主任和总支书记不在家的时候，居心不良地煽动群众叫粮。在社员大会上，富裕中农王长海，端来一甑子蒸菜放在院心，老婆淌眼抹泪地说，他们早就没米吃了。王家两口一出头，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也跟在中农屁股后面“叫苦”，一时间，弄得乡政府乌烟瘴气。谢林为了“壮大”声势，想再找个能放大炮的社员，接着再轰一下，来一个火上加油，让叫粮的劲头达到“高潮”。他向群众当中看了一眼，立刻找到了老牛筋。他觉得老钮是个有威信的社员，又是农业模范，如果戳他一火，让他在会上吼上几声，大辩论就会出现个新的热闹场面，县委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他以为这个主意和这个对象都不错，当即站起喊道：

“老钮大爹，你家缺多少粮，可以当众说一说。”

他脸上做出关心的表情，②两只小眼睛，闪着鬼祟的亮光。

老钮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一些颠倒黑白的叫喊，气得他眼珠子快要翻转过来。几次想要发作，看见社干部、党员们都没出气，他认为，也许运动刚才开头，所以咬紧牙关忍住了。听到谢林点了他的名，知道找他当炮手，再也压不住心头的冲动。他站起来，拨开人群，几大步走到甑子跟前，抬起黑道道的眼睛，眼眉毛像两条毛辣虫似的，直向一起鼓拥。他大声大气地说：

“你问我吗？告诉你：我们完全够吃，一点也不缺！”他大喊着重复一声，“一点也不缺！”喊完，眼睛向叫粮的人们闪电般一扫。

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咕啷着：“看，老牛筋要发作了。”

谢林吃了一惊，想道：“我把对象找错了。”立刻说，“这可真怪！人家许多户都缺，只有你们……”

③不等谢林说下去，老牛筋大手一举，插上来说：“这有什么可怪的！不缺就是不缺！”

“每人粮食四百斤，是大家同意，会上通过的。可是有些人，白天三顿不饱，要吃上四顿；晚上开开‘消夜’，就是五顿。有些人，卖去粮食换酒喝；有些人，拿着粮食整黑市，粮食是这样不够的。你这支书可好，不问大家为什么缺粮，单问大家粮食不够吃！我敢说，你整错了！”说着，猛然一转身，一脚把甑子踢得满地乱滚——

谢林又急又气，跳起来指着老钮大喝：“好哇！你扰乱会场，破坏辩论，民兵呐，来！维持秩序！”

老牛筋并没被他吓倒。④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屹立在谢林面前。民兵走到身边，看到老牛筋眼中迸着火星，攥紧的两只大手，生仿两个大铁锤，哪里还敢捆他。他们说了不少好话，让他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老牛筋仍然出现在会场上，仍然坐在原来的老地方。谢林看他重又到会，为了争面子，要老牛筋当众检讨，并且威吓他：如果不肯检讨，就把他送到县上。那些叫粮的人，也帮腔助威，喊着要他检讨。老牛筋站起来，走到台阶下面，指着上面的谢林，厉声问道：

“是你让我检讨吗？告诉你，谢林，你整错啦！我钮进金活了五十三岁，在反动派面前也没认过输，现在是人民当家，我没有错，不能检讨！就是错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要我检讨，我也不在你面前检讨。我敢说：将来我两个说不定是谁来检讨！”

钮大妈站在一边，吓得全身打抖，死拖活拖地把老倌牵出会场。

第三天晚上，老牛筋还是大摇大摆地在会场上露了面。人争正气，鱼争上水，老牛筋可不是临阵退缩、胆小怕事的人。临来之前，大妈看见老倌又要闯上乡政府，她横拦竖挡了好一阵，不但没起作用，反倒遭老倌大吵一台；既然拦挡不住，只好陪着他来“冒险”了。走在路上，大妈一个劲劝说：“小新他爹，今晚如果让你检讨，你就检讨吧。”老钮回转身来，道：“你当我故意跟谢林扯筋捣蛋吗？我是为了‘三定’！他说粮食不够吃，我偏要说够吃！我要跟他见个实。他再让我检讨，我背起家里的余粮，跟他到县委会上去讲理！我检讨个球！”他又理直气壮地闯进乡政府。

走进乡政府一看，会场上的气候变了。今晚上主持会场的是总支书记，县委副书记也在场。谢林气瘪瘪地坐在一边，脸色白沙沙的，脑壳垂在胸前，好像不敢看人。那些叫粮最凶的人，一齐躲在人背后，缩头缩脑的，不像前两天那样眉飞色舞了。

今晚发言的，是另一派人。他们说出的话，又直道，又真实，而且每个人在讲话里都提到他——老牛筋，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老钮长长吁了一口气，立刻心平气和了。

辩论的结果——不缺粮。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