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tái）它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yīn）趾支离无脤（shèn）”“瓮盎大瘿（yǐng）”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dòu）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有删改）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更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物色在有些人看来充满愉悦，而在另一种人眼中却充满悲伤。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有些科学成果会因为时间推移成为过去，而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天空，更具穿透力。从大众视野来看，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专业、神秘鲜为人知，但他们身上元气充沛的求索精神，却总能直抵人心。从钱学森到屠呦呦，再到钟扬、黃大年，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总有一种极为相似的精神气场：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们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镌刻在大地上，铸就中国科技创新的丰碑。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院士的寄语，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今天，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如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时代之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男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整个科学界来维护。这些年来，无论从论文数还是专利数看，中国科研事业都可谓蒸蒸日上。但与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一些浮夸浮躁、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不时出现，比如人为夸大研究基础和学术价值，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等。这些行为不仅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科学界的公信力。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线，认真是科学家的底色。只有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才能守护好科学家的品格和尊严，催生真正一流的科研成果。

    弘扬科学家精神，也需要全社会精心培育。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神也难拔节生长。当我们期待科学家心无旁骛、“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给予他们“数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当我们寄望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能在专业上一丝不苟，也要相信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当我们希望科研回归本真，同样要在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总之，科学的事业，呼唤更加科学的管理。只有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科研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我们才能厚植科学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对于未知、对于人民的热爱。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说，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太空俯瞰这颗水蓝色星球的样子，“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相信，若所有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的大地，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何鼎鼎《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