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②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 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③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④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

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

    中国绘画传统这一体系，以笔墨为其最核心的成就。中国绘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美术传统，笔墨就是最大的结构性差异所在，这也是整个东方视觉艺术传统最有价值的地方。对笔墨的分析与理解，重在把笔墨典范视作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

    所谓“笔墨典范”，强调的是历史上的大家作品所具有的典范性。在这里，笔墨绝不仅仅是用笔和墨在宣纸上画出笔道，渗化墨象，而是比这种工具材料组合运用复杂得多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在结构上具有一个表层、一个里层和一个核心。表层是“可视之迹”，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面痕迹；里层是“可感之心”，也就是通过画面痕迹可以感受到的画家的情绪、状态和心境；核心则是“可信之道”，指向痕迹、心境之后的人格理想，是隐藏在表层、里层之下的理想性的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士、士大夫的精神理想，这一精神理想具有群体性，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观念与情绪，而是代代积累的公认方向与共同诉求。中国士人画的最高境界是借山川自然之形，运用笔墨语言来书写自己，图绘自己，尤其写出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悟，以此塑造、更新自己。而这个“自己”，一定是走在追慕典范人格理想的自修之路上，是希贤希圣、法道法自然的践行者，因而不可能局限于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把表层、里层和核心相互关联起来，这一心理运作机制是一种想象中的内摹仿。中国古人习书有“力透纸背”之说，这当然不仅是字面说的笔锋穿透纸面，更是以这种笔力贯注的意象来比喻难以传达的内心感受，这是一种带有动作性的肌体感受。以内摹仿作为生命修炼的有效手段与操作过程，可以更好地体会、领悟理想人格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就有助于自身人格的丰富与完善。在此意义上，锻炼笔墨就成为人格磨砺、境界参悟的过程，笔墨与心性通过不断琢磨、锻炼，构成互动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修为，在历史上已为无数典范所反复验证。

    基于动作性同构的内摹仿，关系到审美，也关系到求真与致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正是以文艺作品来唤起人的内摹仿能力，经由长时间的气质变化、生命修炼，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一步步趋近于典范的理想人格。以艺树人，是中国文艺的宗旨。更进一步说，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在将来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文化价值，而且以其对于人格理想、人格信仰的重要作用，还有可能参与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从而产生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潘公凯《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③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④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⑤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⑥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