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 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使用棍子、“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 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贝叶注意到，西伯利亚羱羊的游戏带有明显的锻炼倾向：它们选择游戏场地时，似乎总是从“实战”出发，选择在坎坷的斜坡上奔跑追逐，在陡峭的悬崖上跳跃，好像是在锻炼它们逃避敌害的能力。赖特发现，北极熊的夏季游戏好像体育运动，这对于它们冬季捕食显然大有好处。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选自《动物游戏之谜》，有删减）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庭院无风花自飞

﹣﹣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王利民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篇载录了邵雍的思想、学术、志愿、情感与德行，是他的生平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艺术化反映。从形式与内容方面来看，邵雍所创造的击壤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是儒门哲理诗的轴心体现。

    击壤体的形成根基于唐宋之际由崇文到尚理的学术变迁、反朴还淳的士风变易和趋于平易朴实的文风走向。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对此有清晰的辨析：“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①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② ． 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北宋自嘉祜以前，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傅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这是在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哲理诗发展轨迹和北宋士风、文风的基础上，对《伊川击壤集》所作的归纳。尽管它对哲理诗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显得粗略而欠准确，但它对邵雍诗歌的体式特征、创作原则的总结平实公允，富有卓识。

    邵雍以哲人身份写作诗歌，着意塑造理学的精神文化结构，自觉充当道德文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而无意于遵循传统诗歌规则。依据传统的诗学规则对他的诗歌作艺术判断只能斫伤击壤体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价值。清代何一碧在《论诗》诗中吟道：“诗家说理常嫌腐，《击壤》歌谣宜另看。”其另眼相看的应是《伊川击壤集》中有着自然景物刻画、风格清新活泼的诗篇。而这些诗歌往往在感性中寓有理性。在想象和知觉中寓有义理。如邵雍《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迟，那堪车马近来稀。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诗人的从容静定气象从春日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来。儒道两家在修身、养心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否定感性自我来实现精神超越，而邵雍则强调在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中实现内在超越。他认为修身是为了形体上求安，养心是为了心灵上求乐，他的《天人吟》说：“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人合一的安乐境界就是邵雍所追求的道德化境。

    四库馆臣认为击壤体源出于白居易。这是着眼于二者流畅浅近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其实，白诗的通俗晓畅，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结果。这和邵雍直抒胸臆、伫兴而就的创作方式大异其趣。在这个时代，洛阳文人多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但击壤体所体现的理学价值原则、重意识甚于重技巧的创作原则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白体诗的承流接响。邵雍本人鸟瞰诗史，仅仅标举《诗经》为诗歌典范。他喜爱陶渊明诗文，主要是钦慕陶氏的人格。和陶渊明一样，邵雍的生活和人格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其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二者都以平易质朴为特征，都与人为矫饰相悖离。二人的诗都有一定的自传性，都有一种表现自我和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由于本人的不断出场，诗人自身成了诗歌观照的主体，家园生活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他们那具有自我满足感的隐士形象及其特异的个性，主要是由自己的诗作塑造的。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白沙^③虽宗《击壤》，源出柴桑^④。”指出陈献章诗歌与陶诗、邵诗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陶诗与邵诗存在同中之异。击壤体有着突出的原创性，其体式固然和《诗经》相去甚远；其浅近的语言和陶诗的简古风格也不相同。其实，邵雍仰幕的是《诗经》的济世精神和陶诗任真自适的意趣，而没有着力追仿《诗经》和陶诗的艺术形式。

（选自201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①兆：开始。②理路：道理，理论。③白沙：指明代思想家、诗人陈献章，因陈献章曾在白沙村居住，故人称白沙先生。④柴桑：古地名，是陶渊明的故里，后人便以“柴桑”代指陶渊明。

    文化中介组织作为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应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开拓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畅通文化要素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中介组织是指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代理、咨询、出租等活动，在市场中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換信息、促成交易等服务的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企业不必也不可能承担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的活动，而是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选题、策划、组织、联络等各种中介服务。要实现文化创作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也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介组织及经纪人、代理人提供设计、包装、推广等服务。

    文化中介组织有助于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晨的重要基础。

    文化中介组织的经营与服务为文化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一些文化中介组织在文化产品的交換活动中，通过经纪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服务，为文化交易双方提供沟通、合作、成交的机会，拓宽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大降低了文化市场交易成本。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文化中介组织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中介组织既要承接政府转出的一些文化服务职能，又要适应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的需要来提供相应服务，正在成为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各种类型的文化中介组织不但从事文化产品经纪活动，而且开始致力于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前，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组织，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文化中介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联结文化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繁荣。二是转变发展观念。文化中介组织发育不足，既有体制政策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应加强对文化中介组织地位、功能和特点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刘金祥《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

    修养的“外在”方面是效法楷模所具备的属性—评价之心充分发挥作用，确立把“义”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恒常态度，实行心所命令的某种社会行为。德性的关键在于培养“义”领先的恒常态度，因为这一态度把作出评价与依据评价指导实际行为联系了起来。被仿效的楷模有时是历史上的典范——业绩记录在册的圣贤。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实行修养就要学习描述圣王行为的著作。有时楷模是活着的人，如教师、父亲、长官或君主。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中国的学习理论设想：人们天生具有学习榜样的能力，这种学习可能是对周围人无意识的仿效，因此，善择邻人就显得很重要。学习也可能是自觉地试图模仿教师、士大夫或祖先的态度与行为。尽管个人可能受到否定性榜样（如恶邻）的行为的影响，但多数人必定为道德楷模所吸引并自觉仿效。

    对儒家来说，效法楷模不仅是道德教育的一条途径，更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它能够通过树立正确榜样向人们反复灌输各种德行。中国早期许多政治著作中都暗含这一设想。它们经常描述有修养之人充当他人仿效楷模的责任，赞扬道德楷模在改变众人的行为方面的功效。换句话说，当道德高尚的榜样存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据《论语》的说法，如果当权者以正直来引导人民，那就没人敢于背其道而行之。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供人民效法而树立的楷模，从古代的崇高人物如关羽（忠诚的楷模）和舜（孝顺的楷模），一直到活着的和邻近的楷模。

    楷模理论中另一个信念是，人的行为目的不应是获取财富，而应是做一个模范之人，也就是使他的先天的评价之心和社会倾向得到实现。“圣人”和“君子”是用来称呼这种榜样的，他们应当享有官职并充作别人效法的楷模。这就是儒家所充当的榜样。尽管受尊敬的地位、荣誉等是人的合理要求和天然向往，但对儒家来说，这些没有什么会重于“浮云”。当官的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德性的榜样，理想上，谋求官职之人的目的应当是这种影响他人的机会，而不是物质利益。在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有名的“清官”称号就是指居于高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楷模仿效不是儒家的专利。在道家思想中，圣人以道为楷模，人民则效法圣人，效法的是楷模的“无为”。儒家思想中，楷模仿效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得很充分。因此，不断出版的用于青年教育、赞扬楷模生平的文学作品，忠、孝等各种榜样几乎被推崇到了神明化身的地步。

    从孔子的时代起，楷模仿效已成了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楷模仿效的思想比孔子的思想更为古老，通过研究它的起源，我们就能确切地阐明修养过程的“外在”方面的涵义。

（节选自蒙罗《早期中国“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