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天上的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喻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中国文化的内涵

季羡林

    ①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②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对于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

    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④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⑤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⑥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⑦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的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⑧这一点，中国的学者是感觉到了的。

    ⑨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⑩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⑪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近几年，以汉服圈为代表的古装文化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态势。在文化传播领域，例如方文山在2013年创办“西塘汉服文化周”，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产业资本领域，与汉服相关的产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现在，身穿汉服的身影已经时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商业广场和地铁公交等公共场域，进一步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有的汉服爱好者却表达了不同的焦虑，“现在的汉服圈都很浮躁，很多人已经退圈，因为已经背离了初衷”。有人曾对汉服文化内部的构成做过普及：一是汉服爱好者，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显然，一种内部的阶层被呈现了出来。在公共场合身穿自制汉服的第一人王乐天等，同汉服生活者一起，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和塔身。而汉服爱好者则是金字塔形结构的基座。汉服复兴者规定汉服文化的边界，而汉服生活者则以一种与世俗生活决断的决心进行实践。例外的是汉服爱好者阶层，他们的参与程度显然要低，远没有生活者“壮士断腕”式的决心。因而，在汉服文化越来越被关注的当下，汉服圈内部的焦虑情绪，也许可以解释为汉服爱好者同另两个阶层的脱节。而这种愈发不稳定的结构，则正是汉服文化在持续冲顶过程中的隐忧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发展壁垒。

    汉服爱好者介入汉服圈的动力，往往来自动漫文化的影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则必须首先将他们从汉服圈中剥离出来，去放置在青年亚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汉服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亚文化实践的满足，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策略和沟通尝试。

    然而，汉服文化复兴者和生活者强调汉服文化的正统性，这就造成汉服圈内出现了爱好者同“考据派”的二元对立。随着汉服文化热度升高，传统影楼写真为代表的行业也开始介入古装拍摄。此时，为了维护亚文化内部的纯洁性，汉服爱好者又斥其为“影楼装”，拒绝承认同汉服文化的关系。这种内部分裂导致的不稳定结构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如何尽快理解汉服文化金字塔基座的庞大人群的构成成分和文化诉求、保护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夯实传统文化复兴人群基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标题党”是网络上利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达到增加点击量或知名度等目的的个体或组织。“标题党”主要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严重夸张、转移重点等方式来拟写新闻标题，以吸引受众、提高传播率、增加舆论张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媒体的角度看，一方面，媒体市场竞争加剧是“标题党”现象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增加点击量，用标题博人眼球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相较于纸媒，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新闻的标题和内容是分开的，只有点击标题才能看到具体内容，如果标题不能及时留住读者，文章再好也没有意义。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点击量，便无法获取更多流量来维持媒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流量变现是王道”成为主要经营原则，媒体自律精神式微，记者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考验。被关注就意味着利益，“标题党”现象也就很容易在各大媒体上蔓延开来。

    从网民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匮乏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剧了“标题党”现象的泛溢。如今媒介渠道多元化，信息爆炸式增长，这种局面导致网民习惯于粗略地浏览标题、图片或摘要，对新闻细节却甚少关注，这为制造“题不对文”的标题提供了条件。另外，“标题党”现象与网民对新闻事件表现出的“老不信”和“审丑”心理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巨变、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诚信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因此，一些网民便借助自媒体，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一些耸人听闻、混淆是非的标题新闻，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目的。而网络媒体为了点击量，也往往迎合、利用网民这样的心态和诉求，通过精心炮制的标题来引发围观，甚至引导舆情。

    “标题党”新闻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借助于舆情的裂变式传播迅速扩散，容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给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温床，给突发舆情的应对处置带来阻碍，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纵容“标题党”新闻，对那些坚守社会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来说是种不公平，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破坏媒体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制定措施整治“标题党”现象，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标题党”现象泛滥的问题，以保证网络媒体良性发展，净化舆论环境。

（摘编自詹婧《热点事件舆情传播频现“标题党”》）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