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选择的道路

【美】欧·亨利

    两个强盗冲下陡坡，审慎而迅速地穿过树林。驰进一个原始的荒凉的峡谷。在这里，鲍勃·蒂德博尔的坐骑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打了滑，摔折了前腿。他们立刻朝它脑袋开了一枪。

    “哦，我想你那匹小野马暂时驮得动我们两个人。”乐天派的鲍勃回答说，“路上一见到马，我们就征用一匹。天哪，我们发了一笔财，可不是吗？看钱上的标签，一共三万，每人一万五！”

    “比我预料的少。”鲨鱼多德森说，用靴尖轻轻踢着钞票捆。接着，他沉思地瞅着他那匹跑累的马的汗水淋漓的肋腹。

    “老博利瓦差不多要累垮啦。”他慢吞吞地说，“我真希望你的栗毛马没有摔伤。”

    “我也这样希望，”鲍勃无忧无虑地说，“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博利瓦的脚力很健——它能把我们驮到可以换新坐骑的地方。妈的，鲨鱼，我想起来就纳闷，像你这样的一个东部人来到这里，在这些横行不法的勾当中居然胜过我们西部人。你究竟是东部哪里的人？”

    “纽约州。”鲨鱼多德森说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嘴里嚼着一根小树枝，“我出生在厄斯特县的一个农庄里，十七岁的时候，从家里逃了出来。我来到西部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挎着一小包衣服，沿路走去，想到纽约市。我打算到那里去挣大钱。我觉得我能行。一天傍晚，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我琢磨了半个小时，终于选择了左面的一条。就在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在乡镇旅行演出的西部戏班子，我跟着他们来到了西部。我常想，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成为另一种人。”

    “哦，我想你结果还是一样。”鲍勃·蒂德博尔愉快而不无哲理地说，“我们选择的道路关系不大；我们成为哪一种人，完全由本质决定。”

    鲨鱼多德森站起来，靠在一株树上。

    “我真不愿意你那匹 栗毛马摔伤，鲍勃。”他又说了一遍，几乎有点伤感。

    “我何尝愿意，”鲍勃附和说，“它确实是匹快马。但是博利瓦准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我们还是赶紧上路为好，对不对，鲨鱼？我把钱装好，我们上路找一个妥当的地方吧。”

    鲍勃·蒂德博尔把抢来的钱重新装进帆布袋，用绳索扎紧袋口。他抬起头时看到的最扎眼的东西，是鲨鱼多德森手里握得四平八稳的、对准他的四五口径的枪口。

    “你不了解，鲍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那匹栗毛马摔折了腿，叫我多么难过。”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像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鲨鱼多德森疾驰而去时，他眼前的树林似乎逐渐消失；他右手里的枪变成了桃花心木椅子的弯扶手；他的马鞍奇怪地装上了弹簧，他睁眼一看，发现自己的脚并没有踩在马镫上，而是安详地搁在那张直纹橡木办公桌的边上。

    我告诉各位的是这么一回事：华尔街经纪人，多德森——德克尔公司的多德森做了个梦，梦醒时睁开了眼睛。机要秘书皮博迪站在他的椅子旁边，嗫嗫嚅嚅地正想说话。

    嘿！皮博迪，”多德森眨着眼睛说，“我准是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有什么事吗，皮博迪？”

    “特雷西－威廉斯公司的威廉斯先生等在外面。他是来结算那笔艾克斯·淮·齐股票账目的。他抛空失了风，你大概还记得吧，先生。”

    “对，我记得。今天艾克斯·淮·齐是什么行情，皮博迪？”

    “一元八毛五，先生。”

    “那就按这个行情结账好啦。”

    “对不起，我想说一句，”皮博迪局促不安地说，“我刚才同威廉斯谈过。多德森先生，他是你的老朋友，事实上你垄断了艾克斯·淮·齐股票。我想你也许——呃，你也许不记得他卖给你的价钱是九毛八。如果要他按市场行情结账，那他就得倾家荡产，变卖掉一切才能交割。”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像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他得按一元八毛五的行情结账。”多德森说，“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

眼镜

老舍

    宋修身有对儿近视镜，可除读书时不戴。他正往学校里走，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空：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的饼，占住了地盘。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他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眼力不济，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迟到。

    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

    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说没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定是被车夫拾了，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拾了就是拾了，活该。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到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掏出盒子，好破的盒子；打开，镜子真脏；自己戴了戴，戴不上。王四的心凉了，早知道还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虽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搀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

    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了。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王四没等到那个近视眼。要收车时，小赵来了，他家开着个小杂货铺，他的父亲戴平光的眼镜。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箱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艺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送给你！”

    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

    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

（有删改）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

    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

    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

    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她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府上在哪里？”“岳家湾。”“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有一天，她的刚会说话的小孙女大声叫了她“奶奶”！她勉强笑着答应着，心中却是一惊：难道她真的成了奶奶？“奶奶”这个词让她觉得，如果不是她的孙女残忍，那只能是时光残忍，时间如刀。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地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

朗读者

杨军民

    买完车票，时间尚早，她找了一处座位坐下来。一抹阳光从敞亮的车站候车室窗户射进来，亮丽而温暖。她再一次掏出手机确认一下时间，习惯地将手机装入夹克衫左下侧的口袋。从放在座位右侧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专注地读起来。很久没有读过带入感这么强的小说了。她立即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带入了十八世纪苏格兰高原一个伯爵府邸的傍晚，高高的府邸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在作者情景交融的笔触下，那座府邸像一幅精美的油画，恬淡静美朦胧。没有任何预兆的，少年被碎石路上轻微的声响惊扰，悚然回首，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身影向他逼近，包裹了他，让他惊恐晕眩继而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留恋之中……小说如静静的山涧涌出一股溪流，清澈却水花四溅，宁静却暗流奔涌，细腻的心理描写，悬疑的构思，唯美的景色描写，像面对一桌丰盛的美味大餐，够香够味够爽……

    这时候，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少年坐在了她的身边。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她却已经被小说的情节感染得无力自拔。少年坐在她的身旁玩手机，游戏的音量开得很大，像一个小型音箱里在发生着一场激战。少年看似盯着手机，眼睛的余光却机警地观察着周围。候车室的人不少，也不多，焦急奔走的，引颈张望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匆忙的节奏里透露着井然。少年眼睛更贴近了屏幕，右手脱离了手机，那是一双女人般纤细瘦长的手，比之于妇女丰腴饱满的手指，他的手略显骨感，灵活而有力量。少年似乎更专注于手机的游戏。那只手却忽然如离弦之箭，只觉白光一闪，她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已经被他灵巧地掠过来，落入了他的口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会觉得那双手不是他的，他对手机的专注度始终未有丝毫懈怠，那只手却在执行着与他的神情丝毫无关的事情，像极了孙悟空的分身术。当他心神归一的时候，他又用眼睛的余光看一下四周。发生了什么吗？似乎没有。少年好像已经很深地沉溺了，眼睛依然盯着手机，缓缓起身，准备离开。

    “对于这些留守的孩子，对他们，我们有什么可以责怪呢？他们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在异乡打工，他们的心灵得不到爱抚，他们像案板上的鱼，干涸而挣扎。柔弱一些的孩子因此沉默消沉，刚强一些的孩子会把渴望变成叛逆，甚至会徘徊在犯罪的边缘，他们只是以这些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无所谓，掩饰心中对爱的渴望。他们带刺，但刺里包裹着一颗温热坚强的心哪！当然，我们也不能怨责那些父母，他们抛下心疼的孩子，带着一腔怀念奔走在流水线上，他们想奠定一些经济基础，他们眼睛里是产品，心里却只有他们的孩子。孩子是他们的信念，每日把疲惫的身体搁在床板上的时候，在疲惫留给他们的哪怕最短暂的间隙里，一定，一定，是他们的孩子在眼前晃动。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无畏呀！我们无力改变，就让我们拿起电话，哪怕只能说一句话。那么，父母说孩子，爸妈想你了！那么，孩子说爸妈，我想你们了！世界或许会因为这一句话而充满阳光……”

    她忽然念出声来，声音不高不低，临近的人都可以听得见，听得清楚。那声音情感饱满，像春风吹拂着树梢，像划破云翳的一缕阳光，像母亲抚摸着婴儿……

    准备起身的少年聆听着，前后左右的几个人聆听着，车站的喧闹似乎凝滞了，只有她温和而清晰的声音在环绕。

    少年关小了手机的音量，静静地听完了她的朗读。默默地站起来，走出了车站大门，隔着玻璃窗，她看见他把手机把在耳朵上。也许，铃声响起的那边，是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

    她这么想着，眼睛有些湿润。作为一名做留守孩子专访的记者，她一进门就看见了那个孩子，桀骜不驯的眼神，须臾不离的手机，一只耳朵下晶亮的耳环。

    她把手插进左下边的口袋，手机好好地躺在那里，手机是温热的，有她的体温，当然也有他的。

    时间到了，她准备着行囊，走向站台入口。

    那本被合上的书，翠绿的硬质封皮上，写着《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几个仿宋大字。

（《安徽文学）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