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目收视下滑：期待建设性互动

    《百家讲坛》收视率已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舆论普遍不太乐观，认为这个影响很大的节目进入了“衰退期”。

    ①记者：《百家讲坛》的起落是不是说明：学术通俗娱乐化可能行不通的?

    梁永安 (文化学专家)：我觉得现在下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一档节目起起落落很正常，社会的焦点总是在不断转移，比如当前的股市楼市、金融风暴等问题，一时之间，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有所减弱也算正常。

    何况《百家讲坛》原来的定位就不是学术，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通俗化。准确来说，它立该属于文化传播平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专业空间。最明显的特征是：演讲者并不提供自己独特的材料发现或者体系构建。比如于丹就很聪明，声明自己是在学术的“墙外”讲《论语》，与真正的经学研究区隔开来，阐发自己的感受。舆论以为她对学术话语有所威胁，其实完全没有，学术自有学术的一套研究体系、学理化的表达方式。

    ②那么您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永安：我想它可能面临困顿期的内容资源的转型。《百家讲坛》的听众，主要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对三国、《论语》等历史本来就很感兴趣，而新一代人却未必买帐，且不说新一代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仅仅是新一代的彷徨迷茫和生存焦虑，目前就很少有主流文化节目能够切中。所以《百家讲坛》能否在当代全球景观下，开掘新的内容资源，在年轻人的心灵引起共鸣，是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③记者：或许文化传播类节目本就不用追求轰动效应，默默把“高端路线”坚持下去，才是常态？

    梁永安：那倒未必。国外的文化节目，持续走红几十年的不在少数。比如美国的脱口秀、BBC的历史专题等。这些节目也经历过低谷，只是当观众耳熟能详到自己都能掰的时候，节目完成了自我升级，让人重新获得惊喜，也就重新赢得了观众。《百家讲坛》中即使被称为“心灵鸡汤”的于丹说《论语》，往往也是采取简化问题的方式讲解，似乎如此一来，生活的困顿一下子就很容易想通，其实这并不顶用。只有首先将事件的复杂本相清晰地传达给观众，观众才能从历史中相互对照，吸取智慧，让历史焕发出高度的启示性，这样的讲述，才能切中当代青年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才会有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④记者：换句话说，您不认为《百家讲坛》陷入低谷是社会的理性回归，反而是一种遗憾？

    梁永安：是的。类似的文化栏目很有必要。我们对传统的重新体会和表达做得太少，《百家讲坛》仅仅是个起步。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方面太需要有人寻找新的资源和角度重述。《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样式刚刚萌芽，有待成长。与其批评，不如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⑤记者：其实不只是对《百家讲坛》，只要对一种文化现象不满，抱怨远甚于建设，已经成为舆论的习惯心态。

    梁永安：世界知名栏目之所以能几十年办下来，是因为它们的受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会主动介入，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节目不断调整完善。而我们一些受众并不主动参与，只被动等待，一旦不满，也不抱着建设心态让它更受欢迎，反而是诉诸抱怨来获得心理满足。

眼下，各种文化观点几乎都能找到依据，其实也就是找不到绝对的依据，只能做出自己的相对判断。人们已经习惯拿有用有效去判断，而不是生命所依附的价值去理解，所以很多文化产品带有消费特性，一旦不合口味，人们马上就会抛弃。就算它本身有珍贵的潜力可挖掘，也不觉得珍贵。这其实并不理性。如果受众不积极参与良性互动，任何文化都将失去内在更新的能力。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用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到“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来源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人民日报》(2016年5月21)有删改

心和手

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身边摆满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即刻脸上浮现出妩媚的笑颜，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有人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姑娘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现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大不一样。你可再也不和老朋友们一道了。”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我想这儿的空气适合于我。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你现在去不了东部太遗憾了。”她一面说着，一面重新整理好衣裳，恢复起仪态，“但我想你一定会继续旅行到内森维茨的。”

    “是的，”埃斯顿回答，“我要去内森维茨。”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 ， 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地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姑妈的书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辞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四处打量着，手里是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台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订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的故事、小红帽的故事，还有一个士兵的故事。这几本书薄薄的，也就五六页的样子。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打败瑞典人》，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乔迁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订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订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就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说，“把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整个这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里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怒吼道，“老婆！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只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第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还有一本是爱伦·坡的，一个美国作家。他的故事适合夜里读，比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纯净。最后一本是幽默作品，叫《三十只狗崽》，是一个叫什么米哈伊尔的写的，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但是关于狗的话一句也没有，写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人，史前的。这不难理解，不管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带着圆圈的小喇叭的收音机。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草原上的马鞍

艾平

    呼伦贝尔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一直坐在那个黢黑发亮的砧子跟前，“咔——咔——咔——”地打錾鞍具，金银铜铁，在他的凿子下熠熠闪光，慢慢绽放出海棠卷草和吉祥八宝的图案。当暴风雪肆虐的夜晚，这声音汇入骏马的嘶鸣；当第一棵灰绿色的牧草钻出地面，这声音追赶着激荡的春雷。我哥哥巴特尔把一生的梦想，錾入了沧桑的岁月里。

    五十年前，我哥哥巴特尔虽然还是个年轻人，但他那驯马的本领，已经像一首诗那样传遍了草原。他牧放的马，跑起来比苍鹰飞得快；他调教的马，懂得岔开四条腿，用身子给主人挡风雨；他饲养的马，蹄子就像成吉思汗拋出的石块，踢死过一头凶猛的狼王。好马需要好鞍，我哥哥也是一样。

    有一次，我哥哥巴特尔的马蹄踏过幽幽的山谷，一副隐于枯草中的旧鞍鞯，显现在他的眼前。这片草原历史上是鲜卑先祖迁徙的驿站，是成吉思汗子孙征战的沙场，也是蒙古人百代千年的游牧地，不知道掩埋着多少英雄的诗篇。岁月像鸿雁那样飞远了，天上没有痕迹；骏马的躯体慢慢融化成泥土，大地保留着这静默的马鞍。哥哥慢慢拿起那架鞍子，鞍桥、鞍座和残存的鞘皮，瞬间噗簌簌地散落成粉末，他手里剩下的，只有几根景泰蓝，那原本是鞍子的镶边，此刻，筋骨一般勾勒出鞍子的轮廓。虽然是风雨剥蚀，那景泰蓝锈而不腐，上面古老的缠枝花叶竟栩栩如生，可谓鬼斧神工。

    不知问了多少人，我哥哥才知道在草原的更深处，有一位叫达拉嘎的老人能修复古老的马鞍。当他把马鞍的骨架放到老人面前时，老人跪倒在地，浊泪纵横，唱起了古老的蒙古史诗。

    半年后，当达拉嘠把修复好的马鞍拿到我哥哥巴特尔面前的时候，我哥哥感到眼前陡然一亮，心里热血沸腾，一种纵马飞驰的冲动几乎不可遏止。谁的双手如此神奇、神妙?这架镶嵌着老景泰蓝的新鞍子，黑桦木的鞍座，湘竹的鞍桥，配以月光般的银饰，翡翠色的玛瑙石片，捧起来轻盈玲珑，放下去敦厚结实。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个鞍子鞴在自己的铁青马马背上，伸出一个拳头，探探马背和鞍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恰到好处。他不由飞身上马，如一面旌旗猎猎展开，驰骋向远。这个马背上长大的少年，明白了自己满心的喜悦来自骏马的敏悟，而那非凡的骏马，靠的是一副贴心的鞍子。鞍子是草原人的心。哥哥被这个马鞍折服了，也被这门手艺折服了。于是，他拜达拉嘎为师，造起了鞍具。

    我哥哥巴特尔终日坐在师傅留下的砧子跟前，打錾紫铜和白钢，琢磨玉石，修整鞍具的木构件，很久才会抬起头来，轻轻抿一口奶茶，复又埋头于手里的活计。我哥哥学徒的第一课，是使用斧子和凿子，练习斧凿马鞍的木头底座。这个惯于在草原上四处飞跑的年轻人，完全不适应如此单调乏味的营生，他玩心太盛，不时走神，每每戳伤了手，然后就开始大呼小叫。每当这时，师傅就会让他过来陪自己坐着，望着呼伦贝尔远处的山包，一言不发。后来，我哥哥终于完成了基本功训练，把斧子和凿子变成了无所不能的魔术棒，掌握了金、银、铜、铁、木、皮、竹、漆全套手艺。

    他们师徒最喜欢做的事，依然是静静地望着草原远处的山包。几年后，师傅去世了。我哥哥巴特尔就这样成了师傅的继承人。

    记不得那是哪一年，草原上改变了游牧的传统，家家圈在包产到户的小草场里放牧，远方和天边的概念消失了，摩托车的轮子替代了骏马的四蹄。由于生意清淡，鞍具社倒闭，师傅的徒弟们也散了。只有我哥哥巴特尔，还在做鞍子。他每天用狼油揩拭师傅传给他的铁砧子，揩着揣着就回到了以往的日子里，嫂子不喊他，他就忘记了吃饭的事儿。他卖掉了家里的羊群，去买制作鞍具的原材料；他让嫂子辞了工作，帮他绣鞘皮的花纹。有人说，这个老头儿吃了醉马草，醒不过来了。我的哥哥巴特尔，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他的鞍子。他做的鞍子摆满了一屋地，一架比一架更带劲儿，既有来自师傅的神韵，又添以时尚的华彩。虽然那些赞叹我哥哥巴特尔手艺的人没有减少，却没有谁愿意买走他做的马鞍；虽然女儿结婚时家里的存折上仅仅剩下五十元钱，我哥哥巴特尔一点儿都不慌乱，他相信只要草原和天空不分离，蒙古人还在马背上，长调和史诗就还在蒙古人的血液里，自己做的鞍子就会有人要。

    只有一件事儿，让我哥哥巴特尔惦记很久了。终于有一天，他雇来汽车，把一架架漂亮的鞍子往一个个学校送。他说老师们，你们让咱们的孩子看看鞍子，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学校的老师很感动，连连说传承民族文化是必须的。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事儿办妥了，便心满意足地回了家。他做的鞍子放在学校的陈列室里，上面小心翼翼地覆盖着塑料布，有人按时去擦塑料布上的灰尘，却没有人触动那鞍子。我哥哥巴特尔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坐在铁砧子跟前等待着，他觉得学校应该请他去给孩子们讲一讲马鞍的故事……

    到底是大自然唤醒了草原上的畜牧业，牧民之家纷纷剪断了阻挡马蹄的铁丝网，开始互助游牧。辽阔的草原回来了，无垠的大地回来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飞奔的心！马群如云从天而落，牧马人的唿哨随夙传送，四面八方的客人相约草原，马鞍不仅恢复了它的实用功能，还作为一种光荣的象征，矗立在每一个有蒙古包的地方。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忙极了，每天都有人眼盯着他手里的凿子和身前的铁砧子，渴盼着脱颖而出的新鞍子。有人一掷万金，有人开来宝马豪车，只为获得一副大师的杰作。

    我哥哥巴特尔，草原上的一代鞍具大师，他无动于衷，不言不语，脸上的微笑像湖水一般宁静，将手中的凿子徐徐举起，徐徐放下，在他面前，呼伦贝尔大草原，微风吹过，像一匹青骢宝马正在慢幔苏醒，而远处那一座山包，两头微微翘起，中间凹陷，稳稳地架在草原之上……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