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哽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 “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庐山瀑布云

陈世旭

    老廖一整夜都睁着眼睛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机旁。

    昨天中午，突然接到从青海来的电话，说地质学家彭工下午到达山下的火车站，请接站。老廖一下懵了头。疗养院的大客车和面包车不到傍晚回不来。留在家里的一辆备用小车，被韦局长坚持要去了。

    老廖没有见过彭工，却对他很熟悉，有关他的报道，老廖读过很多：上世纪50年代从国外回来，在柴达木一待就是好几十年，50岁刚出头，发顶早谢，一次次拒绝中科院给他安排的疗养。天下没有比高原更好的地方，他总是说。老廖在今年的疗养员名单中见到了彭工，心里一样没抱什么指望，尽管对见到他几乎有一种渴望。

    他却来了。

    这一次，他不得不来。

    半年前，体检发现他的心脏“传导阻滞，心跳过缓”。他说，我立个字据吧，死了和组织没关系，又一次领着考察队去了西藏盐湖。钻探芒硝矿层时卡了钻，只有扩孔，钻孔越来越大，钻塔开始倾斜，彭工脱了衣服跳进高原寒得彻骨的卤水。卤水浮力大，人沉不下去，他急了，让坑边的人用脚把他踩进去。

    他后来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被强行要求来庐山疗养院。

    正值旅游旺季，整整一下午，老廖也没有借到车。只有让韦局长坐的那辆小车去接彭工。

    韦局长很不高兴，他把住车门，理论了好半天，等司机急急忙忙把小车开到火车站，最后一批旅客已经走出车站广场。

    司机没有接到彭工，只好一路缓缓留意着，把车开回来。

    老廖一整夜等的，就是彭工的电话。

    窗外，黑了好像有100年。老廖就坐在这100年的黑暗中静听着山风在树林中穿过，虫子在草丛中鸣唱。科学曾经使多少人付出了最可珍贵的青春和生命。老廖不懂科学，但是他对科学和科学家有一种天生的崇敬。

    天渐渐亮了，阳光穿过稠密的树林倾泻下来，响起了越来越嘈杂的声音：鸟叫，保健操的音乐，开早饭的电铃……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清新、明亮、温馨、欢快。

    下面有人喊他，他猛地站起，推开窗户：

    “什么事？”

    “餐厅里吵起来了。”

    韦局长昨天从山下回来开始腹泻，他认为食堂的饭菜有问题。

    “回头我们再了解一下还有多少人闹肚子了。”

    “好笑！有一个还不够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管理员和颜悦色，“假如腹泻不普遍，那就还得找别的原因。比方说，您昨天是不是喝过泉水了？”

    “这跟泉水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看看你们做的饭菜！”

    “饭菜都是我做的。我自己吃了，拉的屎你嚼都嚼不烂！”食堂大厨挤了进来。

    “对不起，真对不起。”老廖赶快过去，连连道歉，“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一定。”

    “无法无天，无法无天！这么一团糟，怎么会不把大科学家给弄丢了！送我走，立刻！”

    上了小车的韦局长不停地长吁短叹：居然弄了这么一帮人来管理疗养院，科学家来这里谈何疗养，简直就是受迫害……我看彭工不来倒是对了。何苦来受罪呢……

    “停车！”

    老廖突然喊。

    老廖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秃顶，两腮下塌，在庐山早晨一尘不染的阳光下，沿着牯岭街心公园的小道，向园门外缓缓走来。

    老廖直直地盯着这个离车窗越来越近的人。

    不错，是他，一定是他。

    老廖推开车门，跳出去——

    “请问，您是彭工？”

    “是啊，您是？”

    “我是疗养院的。我们昨天中午接到您要来的电话，可把我们找苦了。”

    老廖的两条腿微微发抖。

    “哎——呀，”彭工声音喑哑，“抱歉，抱歉！我该主动跟你们联系的。”

    “您来了就好。”

    老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我昨天就上山了，坐旅游车上来的。天快黑了，我想你们都该下班了，不好去麻烦你们。”

    “您在哪里过夜的呢？”

    “那里。”

    彭工回过头，指了指街心公园的草地。“这里真绿，绿得醉人。”

    彭工仰起清瘦枯槁的脸，陶醉地眯着眼睛，两边塌陷的腮帮子翕动着。

    “我昨天睡得真好。”

    “彭工……”

    老廖的泪水夺眶而出：

    “苦了您了！”

    “苦？怎么会苦？我喜欢露营，在戈壁滩露营惯了。这里枕的、垫的是这么厚的绿草，享受得很，简直就是奢侈了。”

    彭工像儿童一样笑着。

    老廖一把从彭工手上拿过行李箱，走回车子，拉开后车门，对里面的韦局长说：

    “跟您打个商量，请您下车来等一等，我把彭工送回疗养院，再来送您下山，行吗？”

    车子里没有回答。

    前面，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雪一样洁白耀眼的庐山瀑布云，正从日照峰那一面翻越过来，波涛汹涌，漫无边际，滚滚而下。

（有删改）

古董

阿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这样。

    小时候，家住北京宣武门内，离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很近，故放学后没事就去玩儿。古董字画古旧书就在琉璃厂，举人士子穷家读书的，搜寻故旧。有个姓松的同学家就在那边，到他家去玩儿。他家的院子现在想来就是古董，小，什么都缩一号，非常精致的四合院，院门上有复杂的砖雕。这个同学很喜欢我到他家，我们的家庭都属于同一阶级成分，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甚为相得，没有政治的压力。

    班上还有个姓杨的同学，对山水画狂热，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在任何纸上画贺天健式的山水，说实在挺好看的。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后去玻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后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干部职工。

    安静。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么，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什么讲古董的杂志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有个知县送十多块，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于是表功，说知县怎么怎么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么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像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于是谢启昆考订为晋惠帝永平年间的古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多到数十人。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于是不那么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像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么？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干什么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于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烟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么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于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〇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清朝三百年，如果贸易的意识健全，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么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有删改）

守住文化的私人性

顾土

    ①在我小的时候，文化的余绪尚存。我经常看见父亲持箫，母亲吹笛，声声相和，在月光下打发闲暇，舒解心怀。我也见到许多长辈，或琴或筝，一艺在手，不时吹拉弹拨。记得邻居中有一位是曾国藩的后人，父执中有一位在旗^① ， 擅胡琴，他们二人每周必填词唱和，你来我往，一概楷书。那位姓曾的邻居曾经让我欣赏过她的词作，大约有好几千首，旗人作古后，她便痛付丙丁^②。

    ②读书仍是那个时代私人占有的最大文化，无论藏书还是阅读，都是私人的事情。关起门来，湖一壶茶，或正襟危坐或歪倚斜靠，读上一本好书，欣赏一天的新书，是莫大的享乐。

③那时，书法也是老一代人私人生活的必需。他们多数不算书法家，但写出来的字大都摆得出去，虽然没有自成一格，或颜或柳或赵，兼着一点隶书魏碑的底子，但透出那么一股文化的气息。诗词楹联也是很多人咏志抒情交往的渠道，读起来你就明白，合辙押韵工对是他们文脉里的根基。

    ④更早以前，诗琴书画乃至治印，都是我们的古人，尤其是有文化的士子必备的人生才艺，一不为了演出，二非炫耀，三没想到牟利，多数人纯粹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情绪而已。俞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为的是知音钟子期；嵇叔夜一曲《广陵散》，是自己受刑前的绝响；翻开唐诗，大量的也是私人间的送别、赠与、酬和。古人另外还有个习惯，就是写笔记，记人记事，考据辨正，加上琐闻杂姐。写笔记无关著述，无非消闲造日而已。清代纪晓岚曾说：“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诛、铭、挽联一类相对来说带有公布意味的文字，古人自我欣赏的成分其实也很重，何况大多写过后根本没有机会示人，纯粹是那时的“抽屉文学”。曾国藩就喜好给别人写挽联，还特别乐意人家在世的时候提前写就，当然不敢出示，只作为自己的雅癖，还有点“缺德”。

    ⑤前人的诗词书画印谱笔记刊印的也不少，多为自我把玩、自得其乐、自存留念，也赠与亲朋好友、师长同年，志在酬唱，意在交游。当然也有因此出了名的，也有赚钱赢利的，尤其是近代诞生了报刊、画廊、博物馆，刊布日见其多，但作为职业的还是风毛麟角，也没多少人当这是专业，绝大多数人依然视此为私人空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旧时代培育起来的人纷纷谢世，诗琴书画的个人传统日益没落，艺术内涵也渐趋衰微。至于笔记，好像五十多年前已近匿迹。

    ⑥从前，只要读过书的人都具备起码的知识功底，诗写得再不济，也合乎基本的格律，也知道用典也明白骄偶也清楚哪里用了拗句，更分得出雅与俗；字写得再不成书法，也有笔力和规则，修养之气溢于一笔一画之中，规范之心聚敛于起承转合之内。这种标准也使他们轻易不敢将私人的事情贸然张扬，羞耻之心、畏惧之心、仰承之心，令他们更乐于隐藏回避，钟情于文化的私下把玩。

    ⑦如今，文化的私人性是否依然存在，我很怀疑。

    ⑧读书已经不再是私人的事情，有人偏好替别人开列书单，而更多的人必须依靠别人指引，倚赖市场烘托，才明白该读什么书，才知道应如何读书。网上处处充斥着读了一半或者尚未开卷或者干脆根本没读懂就已经急于发表的见解。

    ⑨尽管艺术成了热门，但无论是否职业演员，凡是会一门技艺的，都在拼命考级，一级一级攀升，而且个个喜欢比赛，人人爱好出头，曝光似乎才是最终的目的。艺术不再是私人的文化享受和情绪排遣，却成了炫耀、上镜、晋升的工具。

⑩书画当今并不冷清，尤其书法简直还有泛滥之势，可是，当众挥毫、以字逐利、四处题写再加办展览、出挂历、上报刊，才是写字绘画的终极目标。梁实秋曾经描绘过他那个时代已经出现的两种人，一是写字的，一是办画展的。他说：“写字的人有瘾，瘾大了就非要替人写字不可。看着人家的白扇面，就觉得上面缺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有精气神三个字。相传有人爱写字，尤其是爱写扇面，后来腿坏，以至无字可写；人问其故，原来是大家见了他就跑，他追赶不上了。”他还说：“我参观画展，常常感觉悲哀，大抵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肯把他所能得到的友谊一下子透支净尽，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开画展。”如今，写字的人早无扇面可写，但在马路上、书面上、纪念仪式上题辞成了嗜好；开画展的人还特别走俏，不必透支，趋之若鹜的非常多。因为这两种人的本事往往在书画之外。

    ⑪诗词似乎也不萧条，虽然更像顺口溜，还不如二人转，一看就是数来宝的根底，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甘藏拙，非要见诸报端、刊印成册、借此炫示才罢休。

    ⑫大概是历次运动的熏陶，什么大字报、批判稿、决心书、思想汇报，都要摆出来当众表演，以示忠心，结果养成了不知文化羞耻的习惯。以后，市场经济的猛然来临，已被严重损伤的文化涵养使人面对物质利益和巨大的传播效应时根本不知如何自持，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亮出来叫卖，什么内瓢都可以袒露出来与人争输赢。社会环境也为文化的全然裸露推波助澜，舆论更是为文化的公然贩卖喊好叫价，任何文化终于因为失去审视标准失去环境制约失去舆论规范而一律成了经营的道具。

    ⑬文化一旦失去了私人性，自我修养的作用也就丧失，自我愉悦的目的也随之废弃，而修身养性原本是文化对人的最大益处，赏心悦目原本是文化对心智的最有力的启迪。我不知道，当文化只剩下公开的社会性时，还算不算文化？或许只是行政的工具，或许只是产业的一份子，或许只是公共场合的装饰品。

    ⑭文化，我总以为应该守住一点私人性，不然，就不是文化！

【注释】①在旗：隶属旗籍。②付丙丁：古以天干配五行，丙、丁属火，因称用火焚毁为“付丙丁”。

材料一：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何”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①，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感觉够将意思传给他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坚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式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述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感觉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必然要它读得顺口； 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知道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文体家)。

所写的事迹，大略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乱说的。

注：①《汉书·艺文志》溯小说之起源，谓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

(摘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材料二：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写真实”，他非常重视社会生活，要求艺术创作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中复杂的关系。他的这种主张起初是在评价古典说部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鲁迅赞扬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他说《儒林外史》的刻画人物，  “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红楼梦》的描写生活，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从笔底经历到纸上声态，在鲁迅看来，它们之所以动人，全在一个“真”字； 而他说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实在是直搏内核的至理名言——从平凡的现象(写实) 中揭示不平凡的真理(新鲜)，也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最简括、最深刻的科学的说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一篇评论果戈理的文章中，引了普希金说的“含泪的微笑”这句话，同时指出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同他赞扬《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几乎是一致的。鲁迅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感而能谐”是“含泪的微笑”的同义语； 称《红楼梦》的写实本领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如实描写”也同“用平常事，平常话”显出地主的无聊生活十分相似。鲁迅在翻译介绍、整理编写的过程中，潜心巨著，多所发明，从中外著名作品中开掘出了许多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艺术的手段与法则。

这些事实加深了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他将古代的和外国的经验移植到现代创作上，向艺术家提出：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当张天翼的小说《蜜蜂》引起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主动写了《“蜜蜂”与“蜜”》，介绍蜜蜂争蜜的情形； 当杨昌溪抄袭《毁灭》，将莱奋生佩挂的“日本指挥刀”改为“日本式指挥刀”，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又主动写了《刀“式”辩》，说明游击队的生活。他自己为了小说《阿Q正传》里阿Q唱绍剧《龙虎斗》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散文《女吊》里女吊出场时唱“奴奴本是杨家女，……”两段，怕儿时记忆不真，都曾向人询问，调查对证。

细节描写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的条件，而根本的关键在真实。鲁迅还多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有一个要点他曾反复说明：真实不一定是事实。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事实也是真实的，但没有经过剪裁和集中，没有经过综合和概括，没有经过典型化的艺术的过程，严格地说，这样的作品不能算是艺术品。艺术上的真实，鲁迅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自述其创作经验有四句话，叫做：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他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便于将真实和事实区分开来，这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大有好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发生文学与社会生活问题的争论，鲁迅在一封给人的信里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但他又反转来强调，凡所缀合、抒写的“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他自始至终重视社会生活：不必是事实，一定要真实。就在这封信里，对社会生活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鲁迅还发表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言论，他就两者的作用与反作用，打了个比喻说：“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从这句话里，也透露了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极为重要的见解，值得深入的探究与钻研。

(摘自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