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的村庄

苏作成

①我一直觉得，雾中的村庄是有灵魂的，我好想到城市近郊去看看这种状态下的村庄。②尽管天气微寒，但天空的那一枚太阳，还是给了我温暖。吃过早点，我就开始了我的“短程旅行”。然而，还没有从城东走出城市，太阳就淡成了一片圆形的白纸。继而闪一下，便和天空融成了一块。从而，我就确定了这边起了浓雾。

③走入郊外的村庄，雾还真的来得气派。在一处废墟附近，我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一种恐惧。骤然像进入了童年，甚至有了一种回到了母亲子宫的那种感觉。我是在梦中吗?我蹲了下来，路边的几棵狗尾草却站在陌生的季节静悄悄地摇动它们的身子。几声虫鸣和移动的影子似的鸟啼，显然也无力撑开这种来得奇异的浓雾。一棵树挂了些枯叶，面对压抑，脱去了生动，只留下梦一样的剪影。

④我知道，如果不是城里的汽车声穿透了村庄，我真不会相信不是在梦中。然而，整个城外的村庄，乃至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孤独的我。附近的田野，只有几畦白菜，在尽力地往我的目光和感知中伸出它们的存在，我脚边的一种野草，静静地匍匐，仿佛领了上级的潜伏命令，一种粉红的米粒大小的花，成了它们警惕的耳朵。在野草的附近，一些开着黄花的菜，全身披挂从深夜走来的露水，也安静着，计划着。一种植物已枯掉了叶子和身子，却依然开出一种像细丝棉似的花球，带着寒冬的眼泪，为丢失的时光伤感。就在左边附近，一个台阶举起的小小寺庙，淡成了一帧历史照片，也在静听尘世的声响。紧挨着它的一棵棕榈树，执拗地让干渴的绿色在暗色中坚守。在东边的雾中突然有了一枚银币闪动，就像某个官吏蛮横的眼神，那是太阳，瞬息它又被雾推开和融化了。雾不让我看到太阳的挣扎，我也不愿意听到太阳挣扎的声音。

⑤然而，我很快喜欢了这雾。雾淹没了城市，淹没了村庄，淹没了我，淹没了无数的思绪、野心和贪婪。雾真是一个高明的艺术家，雾精简了这个世界，雾精简了这个村庄。这个世界，这个村庄在此时此刻成了精品：脚下的一段道路，近旁一些忘记了季节仍然开着花的无名野草；不远处一些菜园，一些废墟，一个寺庙，几个被季节抹黑的菜棚的木架，两三个农家院子的轮廓，还有几个交流的人的声音，几声顽皮孩童的哭叫，几个脚步的声响和孤独的我的躯壳和思考。

⑥那一个白纸的圆在村庄的一处又闪了一下。我疑心它是另一个世界不怀好意的使者，它更像是我所在世界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漏洞。我开始喜欢的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力量来堵塞这个漏洞?

⑦我感到我的躯体开始变热。我返身朝东边看了一下，那圆的白纸，在雾中已然光亮起来了。很快，越发亮起来的太阳光线，让城市这一面的雾开始后退，那雾竟然闪出一种好看的蓝光。有一座楼房的几排窗口，光鲜地露出了脸。我知道城市很急切地想将雾中的村庄纳入它的视野和地盘。鞭炮声、车子的喇叭声、街道的嗡嗡声，成了城市的帮手。我明白我很快又会被城市逮住，成为一个城市人。河边的一棵树，挺立着，似乎做好了面对现实的准备。然而村庄仍然懒在雾中，没有完全起身，我知道村庄的心事，我也同情村庄的心事。

⑧不久，城市露出了贴近村庄的更多的建筑，在散开了的雾中，清瘦着，精神着。

⑨有了几个农民在田野走动，一个还扬起了锄头，然而我明白，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将那渐行渐远的世界留下，挖一锄，挖两锄，挖三锄，乃至挖一千锄，也只是枉然。

⑩然而，我真心祈祷，雾中村庄的灵魂，能够变成城市的音符。

 (选自2013年第4期《散文百家》，有删改)

唐诗的意象

    中国古典诗歌是极其精炼的语言艺术，言约而意丰是历代诗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刘勰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又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个原则虽然对各种文体都适用，但显然对于篇幅有限的诗体更为重要。而古典诗歌的篇幅相当有限，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从意象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原则，显然会导出对于意象密度的追求。

    何谓“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假如同样长短的诗句或诗篇中包含的意象或多或少，也就是意象的密度或密或疏，前者所承载的意蕴更加丰富，或者说所传达的信息量更大，如此更可能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

    但是，是不是意象密集的诗一定是好诗呢?或者说，是不是意象密度越大的诗就越好呢?下面以五律为例做些分析。“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后人的赞扬之词甚多。但是它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就说：“‘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其实正是指此诗意象过于密集。那么，为什么意象过于密集也会是一种缺点呢?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意象过密会妨碍诗歌意脉的流动，从而显得堆垛、板滞。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诗句来说，意象密集往往会产生精警的名句；对于诗篇来说，意象密集则是利弊参半的，有些作品因意象密集而见胜，有些作品却因意象过密而受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名句和名篇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凡是万口传诵的名句都具备某种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把名句从原诗中彻底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也几乎不受损伤。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名句都是意象密集的，但是意象密集肯定是构成名句的重要条件。因为名句的篇幅仅有寥寥数字，如果意象的密度太低，那就包蕴不了多少意义，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名句也就难上加难了。

    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对意象的密度是相当留意的。唐诗名句的意象密度大多较高，这是唐代诗人写诗时精雕细琢的自然结果。唐诗名篇的意象则以疏密相济为普遍规律，唐代的优秀诗人有意无意地把一篇作品内的意象密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从而写出许多疏密有致的佳作。

（摘编自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介打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生产、传播和评价过程，进一步改变了写作、评论和阅读的经典形态，文艺活动全面打破精英话语垄断。从网络文学作品批评现状来看，批评主体实际上由职业批评家、网站编辑和独立评论人三部分构成。同时，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重建也离不开技术更新的作用，基于大数据的技术筛配和人工智能辅助的评价模式势必将发展成为网络文艺批评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

    职业批评家接受的是传统经典文学鉴赏和评价的正统学术训练，在网络文艺诞生之初即对其持有雅俗之辨的先验偏见。新世纪以来，尽管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开始转向网络文艺评论，却也难免精英化的批评立场。学院派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的学理探讨，在长期浸淫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与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着龃龉寡合的先天窒碍。此外，职业批评家也包括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辑，尽管这一群体普遍认可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并推出了包括兼收并取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专刊等一系列举措，却收效甚微。他们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做出调整来应对网络文学批评阵地缩水的挑战。

    网站编辑是网络文学批评流程之中最为前端的把关人。文学网站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发布和流播的第一渠道，专职的网站编辑负有对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核、建议修改以及筛选推荐等职责。其在角色上类似于传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但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与后者大相径庭。在网络文学通行的审查制度规约之下，网站编辑的筛查重点在于剔除触犯法律或道德底线的作品，并且时刻以大众读者这一服务对象为优先，对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容褒贬则在其次，把关作品的专业素养也难与出版编辑同日而语。

    独立评论人的出现受网络文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受惠于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文学批评的发声平台和渠道更为多元，以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主要阵地的独立评论人不断崭露头角，激活了互联网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但是，独立评论人受点击率、转发率乃至植入广告等经济利益驱动不在少数，或为迎合读者发表低级趣味及媚俗内容，其评论亦多蜻蜓点水，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容易导致扁平化的评论倾向，甚至是流于炒作和恶性竞争，遑论对网络文学创作起到积极引导的推动影响。

    媒介技术更新了作者和评论者的联结方式，并深刻介入到网络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网络作品现存的规模和发展的趋势来看，纯粹依赖人工的文学批评已是难以为继。以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为例，单部作品字数超过千万的完结小说已有近10部，字数超过500万的完结小说则多达150部，且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借助智能检索和数据匹配等技术手段是大势所趋。同时，警惕以纯粹技术为尺度对文学作品的拣选以及技术带来的人文科学异化问题，优化作品评价机制，提升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公信力，是下一阶段网络文学批评机制构建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史霄鸿《新媒体书评人与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有效构建》）

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他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美食传承与健康

《舌尖上的中国2》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各地的特色美食，如徽州臭豆腐、陕 西挂面等，也展示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徽州古法榨油。但是，后者也随即遭到了批评，因为徽州的古法榨油方法落后，保质期短，还可能会产生癌症诱变剂苯并芘。

能入选“舌尖中国”的美食有四个标准： 一要健康，二要真实，三要相对日常，四要解馋。所谓美味的真实，又有两个标准， 一是好吃，二是有传承。

对照这些标准，徽州的古法榨油就有些不符合。因为，如果经常食用古法榨取的油，难免会 对健康有害。食用油并非是一种食品，而是烹制食品不可或缺的原料，因此，更需要注意这种食 材是否健康。好在经过多年的健康传播， 一些人已经知道这种古法榨出的油对健康不利，而且现 在公众消费的食用油也是经过精炼处理，减少了烹调时的油溶烟雾(其中包含多种致癌物，如苯 并芘和多环芳烃)，从而把致癌的危险降低了许多。这集的导演陈磊表示，之所以要表现古法榨油是为了表现祖先智慧的传承。

如同任何领域的传承一样，美食中的传承代表了某种传统和智慧。但是，传统也未必就是合 理和健康的，经过现代实验科学的验证，无论是国人的饮食还是国外的饮食，都有很多传统食品与健康并不相符，好吃和传承就会出现矛盾。

一般来说，美味或好吃是一种食物能获得人们青睐并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关口，这在人的进化 中已经得到验证。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体内都有一种苦味基因TAS2R16，  但是，在中国人的身 上这一基因表达得更充分，因而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吻合。苦味基因的形成和充分表达在中国人 身上大约是在5000-6000年前，所以，只要是苦味的食物，人们就会排除掉，以避免中毒，而美 味的食物才会被人们选择，包括种植、培育、捕获和烹调。所以，食物的美味的确是传承中第一位的要素。

但是，好吃未必就有利于健康。虽然美味的食物大多有利于健康，但却还有一些美味的食物 并非如此。中国人的“冒死吃河豚”就是对美味与健康互相矛盾的一种经验解释。推而广之，就美味食物的传承来看，中国人的饮食也有很多被现代实验科学证明是不健康的。

比如，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饮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研究人员发现，尽管鼻咽癌的诱因有遗传、病毒和环境等因素，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鼻咽癌的发病与饮食制作和习惯有更大的关系。咸鱼粥是广东家庭在婴儿出生以后最常吃的 食物，意在唤起和培养婴儿的食欲，并终生保持对美味的口感。但是，长期吃咸鱼、咸菜等腌制咸食却容易诱发鼻咽癌，因为咸鱼的制作方法导致了致癌物的产生。

广东沿海地区有一种待鱼变质、发胀、发臭以后加盐腌制的咸鱼，这样的鱼含有大量亚硝胺 类物质，如亚硝胺，是一种强致癌物，能直接诱发癌症。可以看到，咸鱼粥就是广东沿海地区的 一种美味食物，而且具有传承，但是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却不利于健康。因此，这样的美味和传统饮食方式就需要改变，如此才有可能摘掉“广东癌”的帽子。

由于没有剧透，不知道《舌尖上的中国2》还有多少类似徽州古法榨油的美味饮食。如果在 剧中除了表现中国饮食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传承外，能在科学上把关，顺带进行健康饮食的科学传播，意义会更大，也会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