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传承古典诗词之美

王若安

    夜凉如水，天津南开大学马蹄湖内荷花早已残败，湖畔的主楼报告厅里却传出咏“莲”之声。吟诵诗词的正是90岁高龄的诗者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百余名学子济济一堂，将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就是为一睹叶先生的风采。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这为叶嘉莹终生结缘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7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她师从顾随先生，得到了恩师的赏识。顾随先生也成了叶嘉莹一生所敬仰的偶像。顾先生希望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叶嘉莹做到了。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

    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用她女儿的话说：“我的母亲跟古典诗词谈了一辈子的恋爱。”

    叶嘉莹的一生多磨难，“我平生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如是说。17岁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跟家里中断了联系。同年，她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随后她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沦陷区，生活艰苦。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人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她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5岁，幼女刚出生。丈夫性情大变，生计的压迫、身体与精神的磨难，让她心存悲凉。但她在讲学时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忧苦，用她一贯和悦的风度，精神饱满地讲课。如此，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90高龄的她还是站着讲课，从不坐下。

    就在她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迟暮之年的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丧女之痛，悲痛欲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她写的《哭女诗》十首中的一首。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她想起顾随先生的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经历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无论在哪里，叶嘉莹都离不开教学。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九十华诞的时候，温家宝致信祝贺，并在信中称赞道：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入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叶嘉莹就是永远的女神。

（选自《文史博览人物》2015年第11期）

链接1：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选自《汉学家叶嘉莹》）

链接2：17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链接3：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山头

朱红娜

    郝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张照片。在空荡荡的破旧房子里，墙上这张镜框精美的24寸彩色照片显得异常夺目，给整个破旧房子增添了无限的光辉。每天郝老师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一遍，让它保持一尘不染。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郝老师就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说不是呢，全村甚至全镇全县的人们都羡慕郝老师，有几个人除了在电视上谁亲眼见过市长呢？而郝老师是被市长亲自接见并授牌的。

    五年前，市长刚刚从副市长成为市长，就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工作，发动了一场名为“寻找全市最美教师”的大型活动。在山旮旯里秀村呆了三十几年的郝老师，突然就像埋在某个角落的金子，被人“挖”了出来，金光闪耀，市长看到眼前一亮。

    其实当年郝老师不是不想走出大山，是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不是因为他腿脚不好，是因为他有高中毕业的文凭。秀村唯一的老师退休了，学校成了无人看管的荒野，本该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公鸡，满山遍野地乱跑。高中毕业的他就被村支书强推硬拽上了讲台，成了郝老师。当同龄人纷纷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也曾经想出去，但一张张熟悉稚嫩的小脸像一块块磁铁吸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当同龄人的儿子成了他的学生时，郝老师依然孑然一身。村支书做通了村里一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女孩的工作，让她嫁给郝老师。新婚之夜，郝老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了一场，坐到了天亮。

    此后，郝老师就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了儿女。一批批学生毕业后都走出了大山。只有郝老师陪着这越来越少的的学生，最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

    郝老师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以受表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进市里，见到市长。当市长亲手将大红匾牌授予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的手抖得差点将牌子掉到地下。镁光灯照相机闪得郝老师头晕目眩，但市长亲切的笑容让他感觉很温暖。第二天，市长给他授牌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不惜花费他半个月的工资将照片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任命郝民同志为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接下来一个多月，郝老师还被要求在全县乡镇做事迹报告，秀村小学被迫放假，郝老师只好利用周末给学生将课补上。

    自从被市长接见了以后，每天，郝老师准时收看新闻，看到电视上的市长神采奕奕，他就好像自己上了电视一样兴高采烈。他见人就讲市长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待人和蔼……他把所有的他能想到形容好人的形容词都用在了市长身上。

    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到市长了。这天，郝老师像往常一样准时等着看新闻，他惊呆了：市长因为违纪被“双规”。郝老师胸口一阵揪痛，竟倒在了电视旁。

    醒来后的郝老师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跃把照片扯了下来，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上一摔，哐，精美的相框顿时被摔成碎块，郝老师仍不解恨，迅速捡起碎块，连同鲜艳的照片，一把丢进正在燃烧的柴火堆里。火光映照中，郝老师的泪水晶亮晶亮的，滴滴答答。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免去郝民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这一夜，郝老师再次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一场，又坐到了天亮。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22期，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