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刘力源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尤其是他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所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王作跃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的重要原因。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以来强调基础科学要和应用科学并重：“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在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文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也有这个能耐。”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不仅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和认真的态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的东西。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第一手材料”，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又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没有真正赋闲。“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学者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一般老年人难以做到的。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