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上站着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

    邢庆仁是一位画家。

    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差别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

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多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萧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

    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_

    “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想了想，就笑了。

风筝

王安忆

    ①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②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③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④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⑤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⑥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⑦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让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⑧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

    ⑨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选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有删改）

把灯光调亮

张抗抗

    “关店吧！”卢娜下定了决心。

    差不多从七八年前开始，书店的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像秋分以后的气温，一天天往下落。资金周转不灵，常常拆东墙补西墙，老公交到她手里的月工资，转眼让她垫付了员工的工资。如今已是严重亏损，真的山穷水尽了。

    她早早来到书店。她想让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仔细再仔细地盘点一番：店里现有的库存书、书柜书架沙发桌椅灯具电脑等所有的家当，总共能折算多少钱？……她必须速速把明光书店的“后事”料理完毕。

    她开锁进店，觉得光线有点暗，顺手开了灯，一时灯光亮得晃眼。她抬头，看见了天花板上前些天新换的灯泡，心里突然一阵刺痛：把灯光调亮？她气呼呼地顺手把灯关掉了，能省一点是一点。这家昏暗的书店里，只剩下她的心里，还有一朵小火苗，那么小，那么弱。而今，这朵风里雨里挣扎太久的小火苗，也终于快要熄灭了……不怪我不怪我，她对自己说，我实在是已经尽力了哦……

    手机铃声响起，她走到窗口去拿包取手机，顺手把窗帘刷地拉开了。

    顷刻间，书店里洒满了亮晃晃的阳光，一格格在书架上跳跃，把书店染得一片金黄。还是太阳好啊，她对自己说。把灯光调亮，就算再亮，也是夜里。她自嘲地笑了笑。

    手机里传来一个爽快的声音。电话是文化局的人打来的，就是上次让她填申请表的那个干部，让她赶紧到局里去一趟，要办手续——什么手续？就是省政府的那笔书店奖励基金，明光书店评上了！你变百万富翁了……

    卢娜站在窗口一动不动，然后肩膀轻轻地抖动起来，身子开始颤栗。她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泪水透过指缝，从脸颊上哗哗淌下来。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往前挪移了一步。是的，她想躲开那堆书，怕自己的泪水把书弄湿了……

    一百万是多大的一笔钱啊？这么说，明光书店就要起死回生了？可以把这几年累计的债务亏空都补上了，早就想添置的新书柜，也有了着落。老公的工资不用再贴补书店了，积攒起来给儿子上大学交学费。退一万步说，假若书店继续赔钱，一年赔几万块，这笔补贴的钱，也够她再亏损十几年了……她一直想着能把隔壁那家闲置的小阳台买下来，和自家书店打通，在二楼的咖啡吧旁边，再扩建一个儿童书屋，孩子们放学了，尽管可以到这里来读书嬉戏做梦……

    卢娜从文化局回到店里，已近中午。她从街上的灯具店里，买了一盒40瓦的飞利浦灯泡——把灯光再调亮一点！她要让明光书店的老顾客们，老远就看到书店的灯光。如果她的资金宽裕，最好把书店临街的窗户也扩大一倍，等到夜幕降临，玻璃窗内的灯光雪亮雪亮，明光书店就像一座透明的水晶宫，所有的书都在闪闪发光……这么多年，书本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改变了我。我办了明光书店，我的书店给人送去知识，知识可以帮别人改变命运……

    这么一想，卢娜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不对！不是知识改变命运，是文化！不对，文化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我不再是那个高考落榜的自卑女孩，我活得对人有用，我充实、我知足……

    就在这天晚上，明亮的灯光下，出现了一个人影。卢娜眯起眼打量，忽然想起他就是几个月前那个买了二十多本书并建议她把书店灯光调亮一点的省城顾客。他快步朝她走过来，抬起头环顾天花板的灯池，笑容满面地说：嗬，灯光调过了？书店亮了许多哦！我老远就看见了。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卢娜的意料。这个人对卢娜说了很多话，她好像听见他说，县城新区的整体规划中，需要有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他想到了明光书店，他推荐了明光书店，明光书店的信誉度和知名度，开在新区再恰当不过了。新区将为书店预留五百平方米门面房，作为公益书店，房租优惠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还提到了城市发展战略，提到了公民的文化权利，提到了热爱、尊重、介入什么的，卢娜下意识嗯嗯地点头，只觉得他的话音一声声落下，头顶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

    那天晚上，卢娜回到家，和老公一五一十地说了今天书店里发生的一连串怪事。

    老公开口说：卢娜，我晓得你开书店十多年，没一天好日子过。但是，假如你从此不开书店，恐怕就活不成了。命总比钞票要紧，你年纪还轻呢，我要你活着！

    卢娜鼻子一酸，眼圈就红了。心里那朵奄奄一息的小火苗，呼地一下蹿上来，燃成了一蓬金红色的火焰。

    隔着一条街，隔着几道墙，卢娜看见“明光书店”四个字，在夜空里通体透亮。

（选自张抗抗《把灯光调亮》，有删节）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